生命教育

      （一）《鬼谷子》的作者       现存最早著录《鬼谷子》一书的目录是《隋书·经籍志》。《隋书·经籍志》于子部纵横家类著录：“《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鬼谷子，周世隐于鬼谷。”是《隋书·经籍志》以《鬼谷子》为鬼谷子所自著。但《隋书·经籍志》又著录：“《鬼谷子》三卷。乐一注。”乐一，又作乐壹（《旧唐书·经籍志》）、乐臺（《新唐书·艺文志》）。宋王应麟《玉海》引《史记正义》曰：“《七录》有《苏秦书》，乐壹注云：‘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也。’《鬼谷子》三卷，乐壹注。字正，鲁郡人。”是乐壹以《鬼谷子》为苏秦假托。《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承此说，以《鬼谷子》为苏秦所撰。据《汉书·艺文志》，苏秦另有《苏子》三十一篇传世；且《太平御览》中既有《苏子》引文，又有《鬼谷子》引文，故苏秦假托鬼谷子以神秘其道的说法似不能成立。         至明人杨慎，又以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之《鬼容区》即为《鬼谷子》一书。杨慎于《鬼谷子评注》认为：“今案‘鬼谷’即‘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误也。”当代台湾学者赵铁寒、梁嘉彬支持杨慎此说。赵铁寒考曰：“‘谷’、‘浴’、‘臾’上古音同可通，‘区’、‘丘’、‘之’、‘子’亦音近可通”，“《鬼容区》即《鬼谷子》”。梁嘉彬则用《史记·封禅书》中关于鬼臾区是黄帝之臣，是秦汉方士推重的神仙家的记载来比附鬼谷子是“古之真仙”。细考此说，破绽颇多。首先，如上文所述，鬼谷子为神仙家之说晚出。其次，音同者未必假借，“鬼容区”通“鬼谷子”缺乏例证。再次，《鬼容区》属兵阴阳家类著作，主要内容应为军事斗争中的阴阳奇正变化；而《鬼谷子》则为以讲权谋诈变、游说人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权术之书。因此，《鬼容区》即《鬼谷子》说不可信。         明人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认为《鬼谷子》一书出自东汉人伪托：“《鬼谷子》，《汉志》绝无其书，文体亦不类战国，晋皇甫谧序传之。按《汉志·纵横家》有《苏秦》三十一篇、《张仪》十篇，《隋·经籍志》已亡。盖东汉人本二书之言，会萃附益为此，或即谧手所成而托名鬼谷，若‘子虚’、‘亡是’云耳。”清人姚际恒、近人钱穆均承此说，以为《鬼谷子》出自东汉或六朝人伪造。但《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载《论六家要旨》中的“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一句，司马贞《史记索隐》曰：“此出《鬼谷子》，迁引之以成其章。”而且西汉刘向《说苑·善说》亦曾明言引《鬼谷子》一书。故以《鬼谷子》为东汉或六朝人伪托之书亦难以成立。         近人顾实又于《重考古今伪书考》中提出《鬼谷子》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苏子》之一部分说：“《鬼谷子》十四篇，本当在《汉志》之《苏子》三十一篇中。盖《苏子》为总名，而《鬼谷子》其别目也。”余嘉锡于《古书通例》中承此说。         总观以上诸说，“苏秦伪托说”、“《鬼容区》即《鬼谷子》说”、“东汉或六朝人伪作说”均不可信，“鬼谷子所作”与“《鬼谷子》为《苏子》之一部分说”近实，然亦有未妥之处。鬼谷子是战国中期一位精通纵横捭阖之术的政治思想家。战国中期正是诸子蜂起，纷纷著书立说参与争鸣的时代，鬼谷子在教学授徒过程中也应当有著之竹帛的教本。近人余嘉锡在《古书通例》中认为周秦诸子之书皆非手著：“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遂书以题之，其或时代过久，或学未名家，则传者失其姓名矣。即其称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着竹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氏之学。古人以学术为公，初非以此争名，故于撰著之人，不加别白也。”苏秦曾从鬼谷子学纵横捭阖之术，且有参与战国政治、军事斗争的丰富经验。在参与战国政治实践的过程上，他对从学时所记录的鬼谷子的学问，或有所发挥，或有所补充，或有所修正，遂成《苏子》三十一篇。故在《苏子》三十一篇中应包含有今本《鬼谷子》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虽然《鬼谷子》的内容曾被《苏子》所吸收、包含，但不能因此否认《鬼谷子》一书的单独流传。西汉末年刘向即曾见到、并征引过独立于《苏子》的《鬼谷子》，而西晋人皇甫谧更是给《鬼谷子》作过注解。         经过上述梳理与论证，我们认为，《鬼谷子》成书于战国时期，其中既有鬼谷子本人的学术思想，也包含了其后学苏秦等纵横家的补充、发挥。它是战国纵横家理论学说的总结。         （二）《鬼谷子》的流传       战国中期，鬼谷子在齐地授徒讲学，故《鬼谷子》中的部分篇章被收入齐稷下学术论文总集《管子》中。今存《管子·九守》与《鬼谷子·符言》字句基本一致。《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载，游说之士虞卿在“困于梁”时，“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其《揣》《摩》《谋》三篇与今本《鬼谷子》中三篇之名同，疑其对《鬼谷子》一书有所吸纳。总之，以《鬼谷子》为代表的游说处世之学在战国后期已开始流传，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秦统一后，禁百家之言，《鬼谷子》一书亦在禁毁之列。汉惠帝四年（前191）三月，除挟书律，诸子之书逐渐复出。汉初淮南王刘安纠集学士而成的编纂《淮南子》一书中也保存了部分《鬼谷子》的内容。又《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引“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亦源出自《鬼谷子》。由此可见，西汉中期以前，《鬼谷子》一书已开始在社会上流传。西汉中期至三国时期，《鬼谷子》一书在社会上流传不绝。在西汉刘向《说苑》、扬雄《法言》，东汉班固《汉书》、郑玄《周礼注》及三国吴人杨泉《物理论》中，均有对《鬼谷子》的引用、评说。         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鬼谷子》流传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出现了对《鬼谷子》进行注释、研究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鬼谷子，周世隐于鬼谷。”皇甫谧为西晋人，但其所注《鬼谷子》久佚，已难考其详情。         隋唐时期，《鬼谷子》的流传呈现出四种情况。其一，《鬼谷子》继续在社会上流传，并为文人学士所引用。如虞世南在《北堂书钞》中录《鬼谷子》文6条，录前人《鬼谷子》注文2条；李善在《文选注》中录《鬼谷子》文7条。其二，仍有对其进行注释者。据《隋书·经籍志》，隋人乐壹曾有《鬼谷子注》三卷；又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唐人尹知章亦有《鬼谷子注》三卷行世。其三，《鬼谷子》正式见于目录书著录。《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史志目录均著录有《鬼谷子》一书。其四，出现了研究、评论《鬼谷子》的文章。唐初，长孙无忌曾作《鬼谷子序》，以为《鬼谷子》“便辞利口，倾危变诈，至于贼害忠信，覆乱邦家”。其后有元冀，“好读古书，甚贤《鬼谷子》，为其《指要》几千言”（柳宗元《鬼谷子辨》）。柳宗元亦撰有《鬼谷子辨》，斥责《鬼谷子》“要为无取”，“其言益奇而道益狭，使人狙狂失守而易于陷坠”。         宋元时期，除《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著录有《鬼谷子》三卷外，《太平御览》曾录《鬼谷子》文19条，《事类赋注》录《鬼谷子》文2条。宋之欧阳修、刘泾、叶梦得、吕祖谦及元末之宋濂都撰有评论《鬼谷子》的著作，或谓《鬼谷子》“因时适变，权事制宜，有足取者”（欧阳修《鬼谷子序》），或谓《鬼谷子》“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僨”（宋濂《诸子辨》）。相比于前一时期的图书目录，宋元时期的目录不仅著录《鬼谷子》一书的书名、作者、卷数、注者等内容，而且增录了前人的研究论述及自己的评说。开此风者为南宋陈骙。陈骙在《中兴书目》中说：“《鬼谷子》三卷。周时高士，无乡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隐，自号‘鬼谷先生’。苏秦、张仪事之。授以《捭阖》以下至《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转圆》《本经》《持枢》《中经》等篇，亦以告仪、秦者也。一本始末皆东晋陶弘景注。一本《捭阖》《反应》《内揵》《抵巇》四篇不详何人训释，中、下卷与宏景所注同。元冀为《指要》几千言。”陈骙除了著录书名、卷数、注本等项内容外，还对其书作者进行了考说，在《鬼谷子》研究史上有重要地位。其后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高似孙的《子略》、王应麟的《玉海·艺文》、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等，或录前人评说，或据前人评说加以考订，均推动了《鬼谷子》研究的发展。         明清及近代，《鬼谷子》一书仍受到大批学者的关注，特别是《鬼谷子》的真伪问题成为学者争论的焦点。明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重翻“作者旧案”，认为《鬼谷子》非战国时期作品，可能出自东汉人或魏晋人之手。清人阮元则认为《鬼谷子》一书“多韵语”，“合古声训字之义，非后人所能依托”。其后，或认为《鬼谷子》为战国时期作品，或认为《鬼谷子》出自汉魏人伪托。前者代表有清人汪中、姚振宗，后者代表则有清人姚际恒，近人梁启超、顾实、钱穆、黄云眉等。         除著录、评说外，明清及近代，还出现了诸多《鬼谷子》的重要刻本，并流传至今。明代重要的《鬼谷子》刊本有：无名氏辑，正德、嘉靖年间刊刻的《十二子》本；谢汝韶辑，万历六年（1578）吉藩崇德书院刊刻的《二十家子书》本；周子义等辑，万历年间刊刻的《子汇》本；吴勉学辑，万历年间刊刻的《二十子》本；冯梦祯辑，万历三十年（1602）绵眇阁刊刻的《先秦诸子合编》本；张懋宷辑，天启五年（1625）张氏横秋阁刊刻的《杨升庵先生评注先秦五子全书》本；归有光辑，天启六年（1626）刊刻的《诸子汇函》本等。清代刻本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嘉庆十年（1805）秦恩复石研斋刻本。本《译注》即以秦恩复石研斋刊本为底本。         （三）《鬼谷子》的思想内容       受原始崇拜影响，西周之前，神本思想占据政治思想的主导地位，所以人们把敬神、祭神看作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但在这种对神的虔诚信仰中，也包含着否定神灵的因素：人们信奉神灵无所不知，能够明察善恶，一定会护佑善人、舍弃恶人，所以“修德”的重要性便随之凸现出来，进而导致人为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活及政治、军事斗争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在春秋、战国时期持续数百年的争霸、兼并战争中，人的因素得到了充分的突出和彰显。而且，由于各诸侯国在兵员扩充方面已达到经济承受能力的局限，于是合理、巧妙地运用现有兵力成为政治、军事斗争取胜的关键，社会政治、军事斗争由“争于力”向“争于智”发展。与此种社会形势相应，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两种现象：军事谋略著作涌现，政治斗争谋略著作涌现。前者的代表是《孙子》等兵家著作，后者的代表便是《鬼谷子》。         《鬼谷子》作为曾操纵战国时代政治风云的纵横学派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是一部研究社会政治斗争谋略、权术的智谋宝典。其中所讲述的纵横策士如何说动、进而控制诸侯国国君的智谋、权术，对后代政治活动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后世文人学士无论是称赞《鬼谷子》为“因时适变，权事制宜”的智慧之书，还贬低《鬼谷子》为“便辞利口，倾危变诈”的阴谋之书，其着眼点都在于其智谋、权术。         与站在军事统帅地位所写的兵家谋略之书不同，《鬼谷子》是站在一无所有的纵横策士立场上而撰写一部著作，其用智对象是具有至高权力的诸侯国国君，从这种意义上说，《鬼谷子》是弱者的智谋宝典。它教导弱者如何发挥个人优势，怎样用柔弱手法，去变动局势、掌握局势，以弱胜强，变弱为强。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智慧，无论在市场竞争中，还是在政治斗争中都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