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地上都存在一定值的某種作用的空間區域。(A region of space in which a given effect exists and has a definite value at each point.)----這是「場」(field)的定義。
即便是青春/年衰,純潔/腐朽,敏銳/麻木,秩序/脫軌,整齊/
此其中文學呈現往往比歴史和地理更具選擇性,更細緻更深刻,同時
我以為,區域文學的發端乃至於現代文學的起源的動因之一,應該歸結為「風景之發現」。
在古典的山水畫中,現代意義上的風景並不存在,山水不過是「寫意」的手段和材料,換言之,它不過是某種觀念、生活情調、自然旨趣的衍生物。他們需要將自己變為「親眼目睹」、「親自體會」者,不再需要藝術家的反哺式的餵養,而直接對他們觀察到的對象進行思考。
同時準確把握兩個社會以及每個社會的不同時期,有很大的難度。
從區域文學角度看歷史,可以令人理解的最小範圍,我以為應該像湯恩比所言,是一個一個的社會整體,而不是像現代西方一個一個的民族國家,或希臘羅馬世界各個城邦那樣人為地加以割裂的片段。
一切所謂文明類型的社會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平行的和具有同時代性和共時性的。在文明前進的任何一點上,都有可能發生衰落,當應戰敵不過挑戰時,衰落就接踵而至。衰落意味著創造力的消失,標誌著分化過程和自決的終結。衰落的原因是精神的,不是物質的;是內在的,不是外在的,正在死亡的文明可能完全死掉,可能被另一活下來的社會所同化,也可能作為一個“母”社會而產生出一個繼承的“子”社會,於是挑戰和應戰過程又重新開始。瀕死的舊文明的搖籃將成為新社會的故鄉,曾經是邊疆的地區則又將變為中心地區,如此等等。
對湯恩比而言,社會的成長乃是一系列成功的應戰回答了挑戰的結果,歷史的動力正表現在挑戰和應戰的相互作用之中。因此在其洋洋灑灑達十二卷的《歷史研究》著作中,把一個自二十一種文明組成的綜合體看作世界歷史研究的基本概念,湯恩比自述其歷史觀,稱自己的主要論點之一便是,歷史研究的可以令人理解的最小範圍是一個一個的社會整體,而不是像現代西方一個一個的民族國家,或希臘羅馬世界各個城邦那樣的人為地加以割裂的片段。
湯恩比既然把世界歷史看成“挑戰-應戰”和文明興衰的過程,問題便成為,一種文明能否成功地應對挑戰;能夠成功應對的文明便生存發展,不能成功應對的便衰落甚至湮滅,新的文明也可能隨之產生。
湯恩比在全書的結論中說:“那麼多一度繁榮過的文明都已消逝不見了,它們所經過的‘死亡之門’是什麼呢?就是這個問題指引作者去研究文明的衰落和解體;從而又指引他附帶去研究文明的起源和生長。而這部《歷史研究》就是這樣寫成的。”
多年來,我腦子裡一直有一個印象,也就是費正清建立了闡釋中國近現代史的“衝擊-反應”模式。這一印象,回想起來,多半得之於汪熙先生那篇精彩的論文《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取向問題一外因、內因或內外因結合》(見汪熙、魏裴德主編:《中國現代化問題-一個多方位的歷史探索》,(復旦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在這篇文章中,汪先生說道,費正清建立了“‘衝擊-反應’取向,強調外部因素對中國社會的正面影響”,並在這句話後面加注說,“這一取向比較典型的表達見鄧嗣禹、費正清合編《中國對西方的反應:文件的考察,1839-1902》(麻省劍橋,一九五四),第1頁”。這裡的“取向”,大致對應於英文“approach”,有時亦作“路徑”。既然江先生這麼說,當時我未多想便接受了。
但近讀鄧、費書的英文原版,對這一說法產生了懷疑,因為鄧、費在“導言”中明明白白地說:“‘刺激’(或‘影響’)這樣的術語不太準確。‘中國的反應’是我們將要研究的,但它顯然是作為整體的中國行為的一部分。換言之,西方的影響只是中國景象中的諸多因素之一。對它的反應只能從總體中國歷史中費力地分解清理出來。直到我們能夠建立一個更為精確的分析框架之前,本項研究的標題與其說是科學的還不如說是隱喻的。”(第5頁)
既然費正清早就意識到了“刺激”和“反應”這樣的說法是不準確的,那邏輯的推論就不應該是他建立了“衝擊-反應”的“模式”或“取向”,在同一頁,作者甚至說“在本書中我們未做正式的努力來描述或界定西方的影響”,連對“西方影響”的界定都未做出過。事實上,從其內容看,似不能認為該書建立了“衝擊-反應”的“模式”或“取向”,不應認為該書是“這一取向比較典型的表達”。
絲綢之路的意義在於它是早期世界一體化的實現管道
古代絲綢之路推動世界一體化進程,主要表現在區域體系的建立,以及區域間的互動關係方面。今天我們認為小提琴是西方的樂器,經考證小提琴的弓於西元8世紀在今新疆附近出現,10-12世紀被西班牙商人帶到伊比利亞,之後才有西方的小提琴。從全球史視角看,小提琴也是東西文明互動、交流的產物。
僅就歐亞大陸而言,在歐洲地中海地區逐漸形成了具有鮮明特徵的基督教文明圈,在中亞和西亞地區逐漸形成了伊斯蘭數文明圈,在南亞地區形成了印度多元宗教文明圈,在東亞地區則形成了儒釋道文明圈。這是多樣性的上古人類文明從分散到整體發展的重要結果。古代絲綢之路,成為歐亞大陸各個文明圈之間溝通的重要管道。它連接著幾個重要的文明中心,促進了古代世界一體化的進程。
「大航海」之後,世界一體化加速,但世界一體化並不始於大航海,而是絲綢之路。早期世界一體化是後來世界一體化的基礎和條件。例如,傳統絲綢之路時代的產物《馬可•波羅遊記》吸引眾多航海家東行,對15世紀歐洲的航海路線的事業起到推動作用;歷史經歷了分散到集中的發展過程,最終形成了相互緊密聯繫的今日世界。以此分析,在漫長的古代世界,各個分散的人類文明之間,也發生了越來越頻繁的橫向聯繫。
古絲綢之路連接歐亞文明中心
古絲綢之路不但連接歐亞文明中心,也是「去中心化」、「互動」和「跨文化」的多元思維,有利於我們理解過往的歷史;更重要的是古代絲綢之路推動了世界一體化的進程,主要表現在區域體系的建立,以及區域間的互動關係方面。今天我們認為小提琴是西方的樂器,經考證小提琴的弓於西元8世紀在今新疆附近出現,10-12世紀被西班牙商人帶到伊比利亞,之後才有西方的小提琴。從全球史視角看,小提琴也是東西文明互動、交流的產物。
絲綢之路不只是形式上的交通路線,而是更為開放的面向歐亞,甚至整個世界的眼光和胸懷。其根基是「民心相通」。自古以來人類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心靈的溝通,古代的陸上丶海上絲綢之路體現了不同文化之間心心相通,共同追求夢想的宏願,這也啟示我們穿梭凝聚的是歷史的沈澱、以及心靈的呼喚。
絲綢之路以其悠久歷史、深厚文化底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絲綢之路是一個歷史符號和歷史記憶,如何在全球史視野下以一種更為宏觀的視角,認識古代絲綢之路的價值,也成為新的研究熱點,至少我們可以就宗教、移民、貿易、技術、觀念、器物等領域進行研究。
展現「去中心化」的互動史觀
參當今世界的成就是全世界共同參的結果,當今的世界話語體系,也應是「去中心化」、「互動」和「跨文化」的多元思維,有利於我們理解過往的歷史。
對世界歷史的發展需要更為豐富的解讀。「大航海」開啟世界一體化進程的歷史敘述,是工業文明全球化擴張導致歐美主導世界話語體系的產物。
這種單一話語的現像是「西方中心主義」的表現。近年來隨著全球化的加深、史料的進一步發掘及歷史學家對多元思維的宣導,這一敘述即備受質疑。
西方中心主義是當今產生「東方主義」的源泉及表現,而對絲綢之路價值的挖掘突破了這一東方附屬於西方的思維定勢。絲綢之路史是「去中心化」的全球系統互動史。同時,絲綢之路是「源」,「一帶一路」是繼往開來,講好古今絲路故事就是構建新的東西方文化觀,從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視點打造新的東方文化學。
繼承面向整個世界的眼光和胸懷
全球化分為早期、第二、第三期三個階段。早期的絲綢之路為第二朝的大航海、工業革命提供了基礎和條件。如今,延續了早期絲綢之路互學互鑒的風尚,第二期的開拓精神,彙聚了“親、誠、惠、容”的周邊理念,推動互利共贏的目標,共建「命運共同體」,由此世界一體化進入第三期。

李政亮:三大世代,三種中國面貌 作者:陳琡分 / 2011-08-16 (攝影/林阿讓) 一個台灣人,既非從商,也非依親,只為了近距離觀察中國在近代的劇烈變化,更為進一步理解生活在中國裡的每一個人,將會如何因應轉型期間翻天覆地的浪潮。基於這些想法,身為台大法學碩士的李政亮,在2000年移居中國,一住就是11年。而他將這段時間的體會,寫入了《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成為最實地的在中第一手生活資料。 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 李政亮不僅在中國完成他的最高學歷(北京大學哲學博士),更在中國落實娶妻、生子與求職(天津南開大學傳播系任教)等人生過程。歸屬於「八零前」世代的他,因著生活與工作,同時接觸到中國八零前、八零後,乃至於九零後的人們,正是近十年來正面迎接變動中國的三大族群,也剛好分別代表了主力、承襲與醞釀世代。帶著台灣的成長與求學經驗而去,對於中國這個近乎處處皆爭議的世界話題中心,李政亮既不用國際經濟的標準衡量,也避免用政治分化的眼光看待,而是以一個身在其中真實度日的知識小民,來接收與試著理解中國劇烈的變化。如同《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的副標所註解,在他對中國的初步結論中,包含了「1/3流行文化+1/3國族想像+1/3日常生活」;而在這三個層面裡,不同的世代,也有著不同的觀念與處置方式。「在中國檯面上的年輕知識分子,似乎讓人感覺很樂於或勇於批判,其實不免也有『媒體化』的成分存在。」李政亮表示,中國的學者專家們與台灣一樣,都出現了體制化與邊緣化的問題,「一些敢言、敢動的學者,只要被綁在學校裡、卡在升等的規章當中,氣勢就會慢慢弱掉。」學者批判的聲音受困,線上媒體的記者或文字工作者們,多半只著眼於具時效的新聞議題,一抓到機會就窮追猛打,跟台灣沒什麼兩樣。差別在於中國尚有言論管控的問題,一旦受到管控,議題也就瞬間消失,等待下一個議題再出現。彷彿處於一種將鬆綁又未鬆綁的狀態,諸多族群伺機而動,隨時都要衝撞,但一衝撞又會遭到打壓。「有族群要衝撞,但也有族群要捍衛這個體制。」李政亮認為,這種弔詭的情形,在這一兩年會有相當關鍵的轉變。或許我們可以說,隨時準備要衝撞的世代,屬於言論與行動都風風火火的「八零後」;而捍衛體制的,則是依舊抓著中國政治經濟重心的「八零前」。「就像中國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提倡的『唱紅歌』,就是呼籲要『回復過去的精神』。」過去的精神是什麼?是某些八零前的人曾經擁有的「上山下鄉」的經驗,他們認為這是此代人最重要的精神資產。「這批人覺得現代社會矛盾太多、過於空洞,缺乏一個共通的價值。」眼見貧富差距日漸擴大,社會缺乏團結的基礎,無力以實際作為去處理民生經濟問題的結果,就是重新用文化民粹主義,高舉著道德旗幟,來重建社會主義原初的精神,「唱紅歌」便因此出現。「唱紅歌頌揚的內容,最經典的就是毛澤東說的:年輕人要『像八九點鐘的太陽』那般光明向上,要把當年上山下鄉勤勞刻苦發揮出來。」這樣的緬懷在價值虛無的環境裡極易產生,可說是八零前無力掌控國家轉變,於是呼喊回歸。「中國對『維穩』(維持穩定)的想法很根深蒂固,永遠覺得需要團結。但團結需要一個核心價值,當下找不到、未來看不到,只好從過去挖。」李政亮說。即便是八零後,也逐漸進入了三十歲大關。「他們其實是物質最充裕的一代,還親眼見證了中國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過程。」八零後不僅看著國家經濟起飛,更經歷了北京奧運等全民事件,體會到前後的激烈昂揚與急速冷卻,「這讓他們對於國家與個人的聯結,產生了更多的反思。」加上八零後不只是網路與新媒體最重要的使用者,也面臨了相當嚴苛的城市生活壓力,要他們對這些問題視而不見,近乎是不可能。「九零後,特別在他們的次世代文化裡,流行起所謂的『穿越』。」「穿越」簡而言之,就是跨越時空,回到過去(或未來)。此世代對此話題著迷的程度,不只在小說或戲劇裡,甚至發生北京的小學生因此自殺、留下遺書說明自己回到過去的哪個朝代。「很多人都在討論『穿越』出現的脈絡是什麼,甚至對之批判。」李政亮自己對這個現象也充滿好奇,認為是相當值得持續關注的一件事。然而,無論是八零前的唱紅歌,或是九零後的穿越,差別只在前者的概念曾經存在,而後者屬於架空虛構,兩者的根基其實很接近。「當我們在現實上遇到問題,自然會從成長經驗裡,找出一些自己覺得美好的回憶。」也許在近十年的中國裡,我們可以看見的是,因為對現狀的無能為力,各世代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逃避或追尋,期冀有個場域可以交託自己。而,中國如此,台灣又何嘗不是?
賽德克.巴萊」製片黃志明(左),和彰化師大教授胡瀚平(右)拜訪彰化縣副縣長楊仲(中)。電影「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的導演魏德聖和製片黃志明,計劃以1949年為基準點,拍攝國軍遷台前後的大時代故事,昨天黃志明拜訪彰化縣政府洽談在彰化市取景的合作事宜,希望把彰化眷村故事搬上大螢幕。黃志明是彰化縣二林國中傑出校友,曾與電影導演徐立功、蔡明亮共事,目前與魏德聖合作。昨天他和彰化師大教授胡瀚平到縣政府;黃志明告訴副縣長楊仲,「海角七號」的高知名度讓他父親可以向親友誇耀「阮兒子在拍電影」,沒想到他父親分享喜悅不到1年就病逝,令他相當遺憾。楊仲說,彰化縣訂定獎勵計畫,只要在彰化縣取景、拍彰化縣故事的電影,都可依規定申請獎勵金。黃志明表示,最近與魏德聖準備拍攝國軍遷台前後的大時代故事,如果彰化縣有適當地點,他和魏德聖樂意來取景。楊仲提供彰化市老眷村中興庄、二林蔗農事件等素材,黃志明對於剛被指定為縣定歷史建築的中興庄深感興趣,二林蔗農事件也在他的構思範圍,「我是二林人,從小知道這件事」,黃志明希望找到「切入點」,像霧社事件史詩電影「賽德克.巴萊」,拍出震撼人心的場景。黃志明和「賽德克.巴萊」男主角馬志翔、女主角羅美玲,昨天晚上受邀到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演講,學生擠爆圖書館視聽室。黃志明和馬志翔、羅美玲談這部電影的歷史意義,拍攝過程的趣事,全場安靜傾聽,好像上電影課。[新聞] 兩岸電影人擬拍《海峽》 敘述分隔60年情感 (賽德克巴萊製片黃志明, 王童執導,任賢齊主演)兩岸電影人擬拍兩岸電影人擬拍《海峽》 敘述分隔60年情感2011年05月16日 中國新聞網中新網5月15日電据“中央社”報導,近年來台灣海峽兩岸民眾的交流和互動已成出書、拍電影的熱門題材台灣製片黃志明等正計劃拍攝《海峽》,以描述兩岸分隔60多年來的感情。 黃志明表示,兩岸題材電影在台灣不是現在突然開始的,多年前已有《竹籬笆的春天》造成轟動,他認為,未來可表現的題材還滿多的。黃志明在坎城影展宣布開拍的《海峽》,由王童執導,任賢齊擔任其中一位主要角色。 女主角部份目前洽談一大陸女星,還沒完全確認,暫不能公佈。 黃志明表示,這部電影描述國共內戰時期,3個逃兵和一個小孩離開大陸到台灣,如何在台灣安身立命。 故事一直延續到北京。奧運結束,橫跨60年時空。他指出,台灣當時人口600萬,而大陸隨國民黨政府遷台人口高達300萬人,可想像對台灣造成很大衝擊。這段歷史放在全世界舞台來說都十分特殊。台海兩岸分隔至今60多年,非常適合整理一下情感。女導演劉怡明到坎城參加市場展的電影《幫我找到張秀倩》,由應采兒和佟大為擔綱,電影描述一個台灣女孩去大陸尋找父親失聯的初戀情人。 劉怡明透漏,自己母親便有類似的故事。她說,這部電影有著上一代歷經戰爭不可能的愛情,對比年輕一代輕鬆好玩的愛情故事,看兩岸民眾的相處,希望以最不八股的方式,點出其中的艱困。她指出,這部愛情又帶親情的浪漫電影,以正面的方式看待兩岸民眾可建立互信,是一出有喜感的劇作。片名《幫我找到張秀倩》,事實上是一句出自她母親口中的話,只是她母親尋找的是年輕時愛過的一個男同學。據悉,《幫我找到張秀倩》、《海峽》等片都以兩岸合資、兩地演員同台的合作方式進行。 此外,黃志明表示,目前除了《海峽》,另有吳宇森籌拍的《1949》,以及中國銀都電影公司改編司馬中原著作拍攝的軍隊喜劇片《絕地大反攻》,都是與1949年歷史有關。
絲綢之路的意義在於它是早期世界一體化的實現管道古代絲綢之路推動世界一體化進程,主要表現在區域體系的建立,以及區域間的互動關係方面。今天我們認為小提琴是西方的樂器,經考證小提琴的弓於西元8世紀在今新疆附近出現,10-12世紀被西班牙商人帶到伊比利亞,之後才有西方的小提琴。從全球史視角看,小提琴也是東西文明互動、交流的產物。僅就歐亞大陸而言,在歐洲地中海地區逐漸形成了具有鮮明特徵的基督教文明圈,在中亞和西亞地區逐漸形成了伊斯蘭數文明圈,在南亞地區形成了印度多元宗教文明圈,在東亞地區則形成了儒釋道文明圈。這是多樣性的上古人類文明從分散到整體發展的重要結果。古代絲綢之路,成為歐亞大陸各個文明圈之間溝通的重要管道。它連接著幾個重要的文明中心,促進了古代世界一體化的進程。 「大航海」之後,世界一體化加速,但世界一體化並不始於大航海,而是絲綢之路。早期世界一體化是後來世界一體化的基礎和條件。例如,傳統絲綢之路時代的產物《馬可•波羅遊記》吸引眾多航海家東行,對15世紀歐洲的航海路線的事業起到推動作用;歷史經歷了分散到集中的發展過程,最終形成了相互緊密聯繫的今日世界。以此分析,在漫長的古代世界,各個分散的人類文明之間,也發生了越來越頻繁的橫向聯繫。 古絲綢之路連接歐亞文明中心 絲綢之路以其悠久歷史、深厚文化底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絲綢之路是一個歷史符號和歷史記憶,可以就宗教、移民、貿易、技術、觀念、器物等領域進行研究。如何在全球史視野下以一種更為宏觀的視角,認識古代絲綢之路的價值,也成為新的研究熱點。可以說古代絲綢之路連接了歐亞文明中心。 我以為講好古今絲路故事,即是構建新的東西方文化觀。 古絲綢之路不但連接歐亞文明中心,也是「去中心化」、「互動」和「跨文化」的多元思維,有利於我們理解過往的歷史;更重要的是古代絲綢之路推動了世界一體化的進程,主要表現在區域體系的建立,以及區域間的互動關係方面。今天我們認為小提琴是西方的樂器,經考證小提琴的弓於西元8世紀在今新疆附近出現,10-12世紀被西班牙商人帶到伊比利亞,之後才有西方的小提琴。從全球史視角看,小提琴也是東西文明互動、交流的產物。 絲綢之路不只是形式上的交通路線,而是更為開放的面向歐亞,甚至整個世界的眼光和胸懷。其根基是「民心相通」。自古以來人類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心靈的溝通,古代的陸上丶海上絲綢之路體現了不同文化之間心心相通,共同追求夢想的宏願,這也啟示我們穿梭凝聚的是歷史的沈澱、以及心靈的呼喚。 絲綢之路以其悠久歷史、深厚文化底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絲綢之路是一個歷史符號和歷史記憶,如何在全球史視野下以一種更為宏觀的視角,認識古代絲綢之路的價值,也成為新的研究熱點,至少我們可以就宗教、移民、貿易、技術、觀念、器物等領域進行研究。 展現「去中心化」的互動史觀 參當今世界的成就是全世界共同參的結果,當今的世界話語體系,也應是「去中心化」、「互動」和「跨文化」的多元思維,有利於我們理解過往的歷史。 對世界歷史的發展需要更為豐富的解讀。「大航海」開啟世界一體化進程的歷史敘述,是工業文明全球化擴張導致歐美主導世界話語體系的產物。這種單一話語的現像是「西方中心主義」的表現。近年來隨著全球化的加深、史料的進一步發掘及歷史學家對多元思維的宣導,這一敘述即備受質疑。 西方中心主義是當今產生「東方主義」的源泉及表現,而對絲綢之路價值的挖掘突破了這一東方附屬於西方的思維定勢。絲綢之路史是「去中心化」的全球系統互動史。同時,絲綢之路是「源」,「一帶一路」是繼往開來,講好古今絲路故事就是構建新的東西方文化觀,從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視點打造新的東方文化學。繼承面向整個世界的眼光和胸懷全球化分為早期、第二、第三期三個階段。早期的絲綢之路為第二朝的大航海、工業革命提供了基礎和條件。如今,延續了早期絲綢之路互學互鑒的風尚,第二期的開拓精神,彙聚了“親、誠、惠、容”的周邊理念,推動互利共贏的目標,共建「命運共同體」,由此世界一體化進入第三期。 絲綢之路不只是形式上的交通路線,而是更為開放的面向歐亞,甚至整個世界的眼光和胸懷。「一帶一路」的社會根基是「民心相通」。自古以來人類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心靈的溝通,古代的陸上丶海上絲綢之路體現了不同文化之間心心相通、共同追求夢想的宏願。這也啟示我們「一帶一路」凝聚的是歷史的沈澱、心靈的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