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教育

Fm 區域學術 區域文學 劉師培清學史研究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應該有他的一席之地．不管他清學史研究以章太炎《清儒)爲起點．還是其論學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我們都不應該忽視他在研究清學史領域的諸多刨獲，對清代學術演變作了獨特的闡述，提出幷實踐了新的學術命題，開拓了清學史研究的新領域，突顯揚州學派的學術地位，這些都是章太炎所不及的。劉師培在討論清學史時，注意到了對同一個對象作多角度分析，他往往從變遷”、“不同”、“得失”視角論述清學．認識到了學術不僅存在空間上的差異，而且還存在時間上的區別。劉師培在清學史研究方面的學術觀點都比較平實．少有激進之論，也正因爲如此．他在晚清學林贏得了不同學派傾向學者的認同。劉師培對梁啓超、胡適、錢穆的清學史研究均有直接或聞接的影響，可以說．他在近代學術史上的影響是深遠的，否認劉師培在清學史研究領域的先驅者、開拓者地位，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二、“學以域分”學術命題的提出 2O世紀初，歐風美雨，西學東漸，西方各種學術思潮紛至沓來．對中國近代學術史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劉師培前期是位極富開拓性的學者，對西學不像舊式文人那樣，故步自封，排斥新知，而是積極研究與傳播西學，他有詩日：“西籍東來迹已陳，年來窮理倍翻新。只緣未識佶盧字，縐學何由作解人。”師培雖然出身傳統的經學世家，但是對“東西洋哲學，無不涉獵及之”。當時一些進步學者幷不是爲了學西學而學西學，旨在溝通中西學術．藉西學以證明中學，發揚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劉師培在《中國歷史教科書》“凡例”中說道，“今日治史，不專賴中國風籍。西人作中國史者，詳述太古 事迹，頗足補中史之遺。今所編各課，于徵引中國典籍外，復出參考西籍兼宗教社會之書，庶人群進化之理可以稍明”。劉師培藉西學以論中學，雖然有牽强附會之嫌．但是其學術成就是有《遺書》可考的，在中國學術思想史領域，著有《周末學術史序》、《南北學派不同論》、《兩漢學術發微論》等。由于西學的引入．開闊了學術視野，劉師培提出了一些很有創新的學術命題，“學以域分”就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提出的。 20世紀初，西方“地理環境决定論”傳人中國，曾風靡一時，很快被學者所吸納，藉以討論中國學術。“初，大湖之濱，蘇、常、松江、大倉諸邑，其民佚麗。白晚明以來，喜爲文辭比興，飲食會同，以博依相問難，故好瀏覽而無紀綱，其流風遍江之南北。惠棟興，猶尚該洽百氏，樂文采者相與依違之。及戴震起休寧，休寧于江南爲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學深邃，言直據而無溫藉，不便文士”，∞章太炎從地理環境角度討論精學，認爲漢學與桐城派勢不兩立存在地理環境的必然性。劉師培推而廣之．藉以討論整個中國古代學術史，關于清學部分，著有《南北考證學不同論》。劉師培認爲，“蓋五方地氣．有寒暑燥滋之不齊，故民群之習尚，悉隨其風土爲轉移”，0注意到了“習尚”與“風土”的內在聯繫。劉師培把明、清之際以來近三百年錯綜複雜的學術源流，一分爲南北兩支。南學又分爲二派： (-)以黃宗羲、萬斯大、毛奇齡、胡渭以及吳越之地的蔡德晋、朱鶴齡、吳鼎、俞汝言諸人，爲一派； (二)把杭世俊、全祖望、臧琳及東吳惠氏、餘蕭客、錢大昕、王嗚盛、池星衍、洪吉亮、邵晋涵、袁枚、趙翼歸爲南學另一派。而對于北學，“皖南多山，失交通之益，與江南殊，故所學亦與江南迥异”，先有梅文鼎，精推步之學．後有戴震之學，“實事求是，以實用爲歸” 戴震死後，皖南學者，各得其性之所近，以揚州爲最盛，有高郵二王、高化任大椿、儀征阮元、甘泉焦循、淩廷甚．劉文淇諸人，“蓋乾、嘉、道、成之朝，揚卅I經學之盛，白蘇常外，東南郡邑莫之與京焉。遂集北學之大成”。劉師培還把南北之學的差异歸納爲三點：(一)吳中學派傳播越中，于緯書威加崇信，而北方學者鮮信緯書；(-)徽州學派傳播揚州，于禮學鹹有專書，而南方學者鮮精禮學；(三)北人重經術而略文辭，而南人飾文詞以輔經 術。最後劉師培指出，“今觀于近儒之學派，則吳越之儒，功在考古，精于校仇，以博聞爲主，乃深蕪而窮其支葉也；徽揚支儒．功在知新，精于考據，以窮理爲歸，乃簡約而得其瞢英者也。南北學派．與昔迥殊，此固彰彰可考者矣。” 劉師培不僅認識到學術因空問地域而有所不同，而且在時問上也存在不斷演變的過程，不是一成不變的，“自是以後，江北皖南，⋯⋯然精華既竭，泄發無餘，鮮深識玄解，未能競勝前儒”，南北之學的流弊不斷暴露，所以才導致常州今文學的興起。雖然“學以域分”，但是地域性的學術不是完全封閉的，它們之間也存在學術交流、交匯與趨同．互相影響，劉師培說清儒“或析同爲异，或合异爲同”，正反映了不同學術之間的互動，幷非鐵餅一塊。當常州今文學大興之時，江北學者：包慎言、劉恭冕、莊械、均治《公羊》，“此南方學派輸入江北者也”；同樣也有江北之學輸入南方的，主要有兩派： 以陳壽棋、陳慶鏞等人爲代表的閩中學派和以金鶚、黃式三、俞樾、孫詒讓爲代表的浙中學派。啦劑師培把多樣化的學術，一概按地理區分爲南北二派，不免很失欠缺，然而注意到地理環境對社會習尚和學術分布的影響，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他幷沒有把地理環境看成决定性因素，《江寧鄉土歷史教科書序》、《江蘇鄉土歷史教科書叙》，都有批評地理環境决定論的文字。劉師培提出了“學以域分學術命題，幷且貫徹該命題著有《南北學派不同論》．應該說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後來學者探討中國學術文化史，無不論及地理環境對學術文化的影響，如馮友蘭，譚其驤等學者對此都有專論，可見劉師培“學以域分”學術命題在近代學術史上的影響了。

南北文風在李白身上得以融合 南北文風之所以能在李白那裡融會為一股新的詩潮，與其經歷有關。他早年生活在蜀中，蜀中文化給他以最早的啟迪。 李白“十五觀奇書，作賦淩相如。”（《贈張相鎬》）早已將司馬相如當成學習的楷模和競爭的對手，並在辭賦寫作上打下堅實的基礎。 而陳子昂的詩文革新對初入詩壇的李白也不會沒有震動。李白出蜀之後，南遊洞庭，東游金陵、揚州，後來回到江夏一帶，與許圍師的孫女結婚，定居於安陸。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形成荊楚文化，《楚辭》、《老子》以及受《老子》影響的《莊子》構成荊楚文化的特點。臨其地，習其文，那種崇尚自然，耽於幻想，充滿浪漫情調的文化必定給年輕的李白留下深刻的印象，李白集中莊屈影響的例證不勝枚舉。 而長江中下游又是西曲與吳歌的發源地，南朝民歌的情調也影響了他的創作。此後，他北遊洛陽、大原，東游齊魯，寓家任城，這些活動不僅使他擴大了視野，而且得以親自體驗北方文化的貞剛之氣。天寶元年到天寶三載，李白在長安有機會接觸盛唐時代最優秀的文化，離開長安以後又一直過著漫遊的生活，廣泛地領略南北各地的自然風光，瞭解各地的習俗和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這使他的創作得以在大一統的唐帝國廣闊的文化背景上展開，並取得局於一隅的詩人決不可能取得的成就。南北文風在李白身上得以融合，這不僅是通過對前代詩人的學習達到的，更重要的是從豐富的生活經歷中實地感受之後，自然而然融合到一起的，因此才能達到那麼完美的地步。 李白特殊的身世使他更易於接受這種時代潮流的影響。他出生於中亞碎葉（中唐文人範傳正，他非常崇拜李白，給李白重新整修墓碑，撰寫《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碑文中提到：“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值得一提的是，範傳正的碑文是在見到了李白兒子伯禽的親筆記錄之後而作，而作爲李白最親的人，伯禽不太可能隨意編造自己父親的出生地，李白出生於碎葉這種說法更可靠一些。），五歲才到四川。碎葉是西域商賈和漢族雜居的地方，不管李白是否有胡人的血統，他幼年一定受到西域文化的洗禮。這使他容易擺脫傳統的束縛而易於受異端濡染。而相容並包的胸懷和開放的眼界正是盛唐文化最主要的特色。把李白放到中外文化交流的這個背景上看，他能夠成為盛唐文化的偉大代表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區域學術 區域文學（學術不僅存在空間上的差異，而且還存在時間上的區別）   清學史研究，劉師培在近代學術史上應該有他的一席之地，不管他清學史研究以章太炎（清儒）爲起點，還是其論學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我們都不應該忽視他在研究清學史領域的諸多刨獲，對清代學術演變作了獨特的闡述，提出並實踐了新的學術命題，開拓了清學史研究的新領域，突顯揚州學派的學術地位，這些都是章太炎所不及的。劉師培在討論清學史時，注意到了對同一個對象作多角度分析，他往往從“變遷”、“不同”、“得失”視角論述清學，認識到了學術不僅存在空間上的差異，而且還存在時間上的區別。劉師培在清學史研究方面的學術觀點都比較平實，少有激進之論，也正因爲如此，他在晚清學林，贏得了不同學派傾向學者的認同。劉師培對梁啓超、胡適、錢穆的清學史研究均有直接或聞接的影響，可以說，他在近代學術史上的影響是深遠的，否認劉師培在清學史研究領域的先驅者、開拓者地位，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二、“學以域分”學術命題的提出   2O世紀初，歐風美雨，西學東漸，西方各種學術思潮紛至沓來，對中國近代學術史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劉師培前期是位極富開拓性的學者，對西學不像舊式文人那樣，故步自封，排斥新知，而是積極研究與傳播西學，他有詩曰：   “西籍東來迹已陳，年來窮理倍翻新。只緣未識佶盧字，縐學何由作解人。”   師培雖然出身傳統的經學世家，但是對“東西洋哲學，無不涉獵及之”。當時一些進步學者幷不是爲了學西學而學西學，旨在溝通中西學術，藉西學以證明中學，發揚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劉師培在《中國歷史教科書》“凡例”中說道，“今日治史，不專賴中國風籍。西人作中國史者，詳述太古事迹，頗足補中史之遺。今所編各課，於徵引中國典籍外，復出參考西籍兼宗教社會之書，庶人群進化之理可以稍明”。劉師培藉西學以論中學，雖然有牽强附會之嫌，但是其學術成就是有《遺書》可考的，在中國學術思想史領域，著有《周末學術史序》、《南北學派不同論》、《兩漢學術發微論》等。由於西學的引入，開闊了學術視野，劉師培提出了一些很有創新的學術命題，“學以域分”就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提出的。   20世紀初，西方“地理環境決定論”傳人中國，曾風靡一時，很快被學者所吸納，藉以討論中國學術。“初，大湖之濱，蘇、常、松江、大倉諸邑，其民佚麗。白晚明以來，喜爲文辭比興，飲食會同，以博依相問難，故好瀏覽而無紀綱，其流風遍江之南北。惠棟興，猶尚該洽百氏，樂文采者相與依違之。及戴震起休寧，休寧於江南爲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學深邃，言直據而無溫藉，不便文士”，章太炎從地理環境角度討論經學，認爲漢學與桐城派勢不兩立存在地理環境的必然性。劉師培推而廣之，藉以討論整個中國古代學術史，關於清學部分，著有《南北考證學不同論》。劉師培認爲，“蓋五方地氣，有寒暑燥滋之不齊，故民群之習尚，悉隨其風土爲轉移”，注意到了“習尚”與“風土”的內在聯繫。劉師培把明、清之際以來近三百年錯綜複雜的學術源流，一分爲南北兩支。南學又分爲二派：   (一)以黃宗羲、萬斯大、毛奇齡、胡渭以及吳越之地的蔡德晋、朱鶴齡、吳鼎、俞汝言諸人，爲一派；   (二)把杭世俊、全祖望、臧琳及東吳惠氏、餘蕭客、錢大昕、王嗚盛、池星衍、洪吉亮、邵晋涵、袁枚、趙翼歸爲南學另一派。而對於北學，“皖南多山，失交通之益，與江南殊，故所學亦與江南迥異”，先有梅文鼎，精推步之學，後有戴震之學，“實事求是，以實用爲歸” 戴震死後，皖南學者，各得其性之所近，以揚州爲最盛，有高郵二王、高化任大椿、儀征阮元、甘泉焦循、淩廷甚，劉文淇諸人，“蓋乾、嘉、道、成之朝，揚卅經學之盛，白蘇常外，東南郡邑莫之與京焉。遂集北學之大成”。   劉師培還把南北之學的差異歸納爲三點： (一)吳中學派傳播越中，於緯書威加崇信，而北方學者鮮信緯書； (二)徽州學派傳播揚州，於禮學咸有專書，而南方學者鮮精禮學； (三)北人重經術而略文辭，而南人飾文詞以輔經術。 最後劉師培指出，“今觀於近儒之學派，則吳越之儒，功在考古，精於校仇，以博聞爲主，乃深蕪而窮其支葉也；徽揚支儒，功在知新，精於考據，以窮理爲歸，乃簡約而得其瞢英者也。南北學派，與昔迥殊，此固彰彰可考者矣。”   劉師培不僅認識到學術因空問地域而有所不同，而且在時問上也存在不斷演變的過程，不是一成不變的，“自是以後，江北皖南，⋯⋯然精華既竭，泄發無餘，鮮深識玄解，未能競勝前儒”，南北之學的流弊不斷暴露，所以才導致常州今文學的興起。雖然“學以域分”，但是地域性的學術不是完全封閉的，它們之間也存在學術交流、交匯與趨同，互相影響，劉師培說清儒“或析同爲異，或合異爲同”，正反映了不同學術之間的互動，並非鐵餅一塊。當常州今文學大興之時，江北學者：包慎言、劉恭冕、莊械、均治《公羊》，“此南方學派輸入江北者也”；同樣也有江北之學輸入南方的，主要有兩派：以陳壽棋、陳慶鏞等人爲代表的閩中學派和以金鶚、黃式三、俞樾、孫詒讓爲代表的浙中學派。劉師培把多樣化的學術，一概按地理區分爲南北二派，不免很失欠缺，然而注意到地理環境對社會習尚和學術分布的影響，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他並沒有把地理環境看成決定性因素，《江寧鄉土歷史教科書序》、《江蘇鄉土歷史教科書叙》，都有批評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文字。劉師培提出了“學以域分學術命題，並且貫徹該命題著有《南北學派不同論》，應該說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後來學者探討中國學術文化史，無不論及地理環境對學術文化的影響，如馮友蘭，譚其驤等學者對此都有專論，可見劉師培“學以域分”學術命題在近代學術史上的影響了。

南北文風在李白身上得以融合   南北文風之所以能在李白那裡融會為一股新的詩潮，與其經歷有關。他早年生活在蜀中，蜀中文化給他以最早的啟迪。   李白“十五觀奇書，作賦淩相如。”（《贈張相鎬》）早已將司馬相如當成學習的楷模和競爭的對手，並在辭賦寫作上打下堅實的基礎。   而陳子昂的詩文革新對初入詩壇的李白也不會沒有震動。李白出蜀之後，南遊洞庭，東游金陵、揚州，後來回到江夏一帶，與許圍師的孫女結婚，定居於安陸。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形成荊楚文化，《楚辭》、《老子》以及受《老子》影響的《莊子》構成荊楚文化的特點。臨其地，習其文，那種崇尚自然，耽於幻想，充滿浪漫情調的文化必定給年輕的李白留下深刻的印象，李白集中莊屈影響的例證不勝枚舉。   而長江中下游又是西曲與吳歌的發源地，南朝民歌的情調也影響了他的創作。此後，他北遊洛陽、大原，東游齊魯，寓家任城，這些活動不僅使他擴大了視野，而且得以親自體驗北方文化的貞剛之氣。天寶元年到天寶三載，李白在長安有機會接觸盛唐時代最優秀的文化，離開長安以後又一直過著漫遊的生活，廣泛地領略南北各地的自然風光，瞭解各地的習俗和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這使他的創作得以在大一統的唐帝國廣闊的文化背景上展開，並取得局於一隅的詩人決不可能取得的成就。南北文風在李白身上得以融合，這不僅是通過對前代詩人的學習達到的，更重要的是從豐富的生活經歷中實地感受之後，自然而然融合到一起的，因此才能達到那麼完美的地步。   李白特殊的身世使他更易於接受這種時代潮流的影響。他出生於中亞碎葉（中唐文人範傳正，他非常崇拜李白，給李白重新整修墓碑，撰寫《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碑文中提到：“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值得一提的是，範傳正的碑文是在見到了李白兒子伯禽的親筆記錄之後而作，而作爲李白最親的人，伯禽不太可能隨意編造自己父親的出生地，李白出生於碎葉這種說法更可靠一些），五歲才到四川。碎葉是西域商賈和漢族雜居的地方，不管李白是否有胡人的血統，他幼年一定受到西域文化的洗禮。這使他容易擺脫傳統的束縛而易於受異端濡染。而相容並包的胸懷和開放的眼界正是盛唐文化最主要的特色。把李白放到中外文化交流的這個背景上看，他能夠成為盛唐文化的偉大代表是一點也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