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教育

任何一地上都存在一定值的某種作用的空間區域。（A region of space in which a given effect exists and has a definite value at each point.）----這是「場」（field)的定義。

即便是青春／年衰，純潔／腐朽，敏銳／麻木，秩序／脫軌，整齊／混亂，傳統／洋化，精神／物質，愛情／色慾，靈魂／肉體，成功／失敗，希望／絕望，美麗／醜陋，理想／現實，生命／死亡，榮耀／猥瑣等耦合運動的作用力；無論是敘事或抒情,大我或小我，藉各種文學要素，時間空間辯證轉換，多層人事地物交迭，都說明區域文學是結合歷史與地景所產生的新詮釋與新感動。

此其中文學呈現往往比歴史和地理更具選擇性，更細緻更深刻，同時，在愈是不光彩、愈是黑暗的地方，愈是要叫人看見人性的美麗和尊嚴。

我以為，區域文學的發端乃至於現代文學的起源的動因之一，應該歸結為「風景之發現」。

在古典的山水畫中，現代意義上的風景並不存在，山水不過是「寫意」的手段和材料，換言之，它不過是某種觀念、生活情調、自然旨趣的衍生物。他們需要將自己變為「親眼目睹」、「親自體會」者，不再需要藝術家的反哺式的餵養，而直接對他們觀察到的對象進行思考。

同時準確把握兩個社會以及每個社會的不同時期，有很大的難度。

從區域文學角度看歷史，可以令人理解的最小範圍，我以為應該像湯恩比所言，是一個一個的社會整體，而不是像現代西方一個一個的民族國家，或希臘羅馬世界各個城邦那樣人為地加以割裂的片段。

一切所謂文明類型的社會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平行的和具有同時代性和共時性的。在文明前進的任何一點上，都有可能發生衰落，當應戰敵不過挑戰時，衰落就接踵而至。衰落意味著創造力的消失，標誌著分化過程和自決的終結。衰落的原因是精神的，不是物質的；是內在的，不是外在的，正在死亡的文明可能完全死掉，可能被另一活下來的社會所同化，也可能作為一個“母”社會而產生出一個繼承的“子”社會，於是挑戰和應戰過程又重新開始。瀕死的舊文明的搖籃將成為新社會的故鄉，曾經是邊疆的地區則又將變為中心地區，如此等等。

對湯恩比而言，社會的成長乃是一系列成功的應戰回答了挑戰的結果，歷史的動力正表現在挑戰和應戰的相互作用之中。因此在其洋洋灑灑達十二卷的《歷史研究》著作中，把一個自二十一種文明組成的綜合體看作世界歷史研究的基本概念，湯恩比自述其歷史觀，稱自己的主要論點之一便是，歷史研究的可以令人理解的最小範圍是一個一個的社會整體，而不是像現代西方一個一個的民族國家，或希臘羅馬世界各個城邦那樣的人為地加以割裂的片段。

湯恩比既然把世界歷史看成“挑戰－應戰”和文明興衰的過程，問題便成為，一種文明能否成功地應對挑戰；能夠成功應對的文明便生存發展，不能成功應對的便衰落甚至湮滅，新的文明也可能隨之產生。

湯恩比在全書的結論中說:“那麼多一度繁榮過的文明都已消逝不見了，它們所經過的‘死亡之門’是什麼呢?就是這個問題指引作者去研究文明的衰落和解體；從而又指引他附帶去研究文明的起源和生長。而這部《歷史研究》就是這樣寫成的。”

多年來，我腦子裡一直有一個印象，也就是費正清建立了闡釋中國近現代史的“衝擊－反應”模式。這一印象，回想起來，多半得之於汪熙先生那篇精彩的論文《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取向問題一外因、內因或內外因結合》(見汪熙、魏裴德主編:《中國現代化問題－一個多方位的歷史探索》，（復旦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在這篇文章中，汪先生說道，費正清建立了“‘衝擊－反應’取向，強調外部因素對中國社會的正面影響”，並在這句話後面加注說，“這一取向比較典型的表達見鄧嗣禹、費正清合編《中國對西方的反應:文件的考察，1839－1902》（麻省劍橋，一九五四），第1頁”。這裡的“取向”，大致對應於英文“approach”，有時亦作“路徑”。既然江先生這麼說，當時我未多想便接受了。

但近讀鄧、費書的英文原版，對這一說法產生了懷疑，因為鄧、費在“導言”中明明白白地說:“‘刺激’(或‘影響’)這樣的術語不太準確。‘中國的反應’是我們將要研究的，但它顯然是作為整體的中國行為的一部分。換言之，西方的影響只是中國景象中的諸多因素之一。對它的反應只能從總體中國歷史中費力地分解清理出來。直到我們能夠建立一個更為精確的分析框架之前，本項研究的標題與其說是科學的還不如說是隱喻的。”（第5頁）

既然費正清早就意識到了“刺激”和“反應”這樣的說法是不準確的，那邏輯的推論就不應該是他建立了“衝擊－反應”的“模式”或“取向”，在同一頁，作者甚至說“在本書中我們未做正式的努力來描述或界定西方的影響”，連對“西方影響”的界定都未做出過。事實上，從其內容看，似不能認為該書建立了“衝擊－反應”的“模式”或“取向”，不應認為該書是“這一取向比較典型的表達”。

僅就歐亞大陸而言，在歐洲地中海地區逐漸形成了具有鮮明特徵的基督教文明圈，在中亞和西亞地區逐漸形成了伊斯蘭數文明圈，在南亞地區形成了印度多元宗教文明圈，在東亞地區則形成了儒釋道文明圈。這是多樣性的上古人類文明從分散到整體發展的重要結果。古代絲綢之路，成為歐亞大陸各個文明圈之間溝通的重要管道。它連接著幾個重要的文明中心，促進了古代世界一體化的進程。

「大航海」之後，世界一體化加速，但世界一體化並不始於大航海，而是絲綢之路。早期世界一體化是後來世界一體化的基礎和條件。例如，傳統絲綢之路時代的產物《馬可•波羅遊記》吸引眾多航海家東行，對15世紀歐洲的航海路線的事業起到推動作用；歷史經歷了分散到集中的發展過程，最終形成了相互緊密聯繫的今日世界。以此分析，在漫長的古代世界，各個分散的人類文明之間，也發生了越來越頻繁的橫向聯繫。

古絲綢之路連接歐亞文明中心

古絲綢之路不但連接歐亞文明中心，也是「去中心化」、「互動」和「跨文化」的多元思維，有利於我們理解過往的歷史；更重要的是古代絲綢之路推動了世界一體化的進程，主要表現在區域體系的建立，以及區域間的互動關係方面。今天我們認為小提琴是西方的樂器，經考證小提琴的弓於西元8世紀在今新疆附近出現，10-12世紀被西班牙商人帶到伊比利亞，之後才有西方的小提琴。從全球史視角看，小提琴也是東西文明互動、交流的產物。

絲綢之路不只是形式上的交通路線，而是更為開放的面向歐亞，甚至整個世界的眼光和胸懷。其根基是「民心相通」。自古以來人類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心靈的溝通，古代的陸上丶海上絲綢之路體現了不同文化之間心心相通，共同追求夢想的宏願，這也啟示我們穿梭凝聚的是歷史的沈澱、以及心靈的呼喚。

絲綢之路以其悠久歷史、深厚文化底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絲綢之路是一個歷史符號和歷史記憶，如何在全球史視野下以一種更為宏觀的視角，認識古代絲綢之路的價值，也成為新的研究熱點，至少我們可以就宗教、移民、貿易、技術、觀念、器物等領域進行研究。

展現「去中心化」的互動史觀

參當今世界的成就是全世界共同參的結果，當今的世界話語體系，也應是「去中心化」、「互動」和「跨文化」的多元思維，有利於我們理解過往的歷史。

對世界歷史的發展需要更為豐富的解讀。「大航海」開啟世界一體化進程的歷史敘述，是工業文明全球化擴張導致歐美主導世界話語體系的產物。

這種單一話語的現像是「西方中心主義」的表現。近年來隨著全球化的加深、史料的進一步發掘及歷史學家對多元思維的宣導，這一敘述即備受質疑。

西方中心主義是當今產生「東方主義」的源泉及表現，而對絲綢之路價值的挖掘突破了這一東方附屬於西方的思維定勢。絲綢之路史是「去中心化」的全球系統互動史。同時，絲綢之路是「源」，「一帶一路」是繼往開來，講好古今絲路故事就是構建新的東西方文化觀，從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視點打造新的東方文化學。

繼承面向整個世界的眼光和胸懷

全球化分為早期、第二、第三期三個階段。早期的絲綢之路為第二朝的大航海、工業革命提供了基礎和條件。如今，延續了早期絲綢之路互學互鑒的風尚，第二期的開拓精神，彙聚了“親、誠、惠、容”的周邊理念，推動互利共贏的目標，共建「命運共同體」，由此世界一體化進入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