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南渡時期詞作流變研究
指導老師：胡瀚平 教授
學生：汪苑霆
每一文體之演進，均由不自覺而自覺，由自然流露而有意刻劃。詞源於晚唐、五代，到了北宋詞體仍待拓展，尚未完備，南宋時期已有較完整的脈絡。而從北宋過渡到南宋的這段時期，則成為承先啟後的黃金時代。
王兆鵬《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提出創作範式的概念範疇，將各個時期的詞人放在同一層面、同一鏈索，描繪唐宋詞的發展，其中南渡詞的部份僅有提及感事紀實的深化，而未詳加說明。
故本文將以「宋南渡時期」作為主軸，來探討這段期間宋詞的流變。以了解在北宋被視為千篇一律登不上大雅之堂的綺豔之作，是如何在兵戈俶擾的南渡時期扭轉其頹勢，打造出南宋詞的盛況，並成為詞史重要的環節。
本文論及南渡詞作的轉變，首要任務即為此時期的南渡詞人做區分。過去許多文獻，將「南渡」及「南宋」兩者混為一談，並未作區隔。筆者認為「南渡」應為時代中的過程，而非單獨一個時代。所謂的「南渡」是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年)徽、欽二宗遭劫，即「靖康之難」後，康王於南京即位，政治中心至開封移到杭州。
本文論及南渡，其中所指涉的詞人是指曾經歷過南北宋過渡且年滿二十歲的詞人。這些詞人他們曾處於安逸的北宋時期，後靖康之變被迫南度，而後生活在南宋。中國二十歲為成年，此年紀的人已能覺察國家苦難，對國事的關懷、感情都較為濃厚。由於政局巨變，漂泊流落，使他們頗多家國和身世之悲，發於詞中，多有淒苦和哀嘆的感傷，詞風發生明顯的轉變。故本文界定的對象以徽宗大觀元年（一一O七年）以前出生。靖康二年，即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已年滿二十歲的南渡文人群。
詞在北宋已經極為興盛，到了南宋更是蔚為潮流，詞家也隨之輩出。《全宋詞》以時代先後收錄詞家，共計南渡時，南渡詞人最年長的是邵伯溫，最年輕的是高登。符合定義，年滿二十以上者約有一百二十人左右，可見至北宋過渡南宋這段期間，南渡詞人已見勢成長。
北宋初年實施中央集權政策，人民相對有較安定的環境來從事生產，工商業的繁榮，使社會經濟得以發展。故北宋這一百多年的歌舞昇平，使統治階級、文人等都陶醉於安樂中。商業發達，城市成為交通樞紐，其繁榮盛之況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序：
舉目則青樓畫閣，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花衢，按管絃於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鹹通。
隨著城市繁榮，商人、業者等各色人物流入城市，娛樂場所也相映而生，如勾欄、瓦舍等。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
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側中瓦，次裏瓦，其中勾欄五十多座。內中瓦子，蓮花蟛、牡丹棚，裏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
然靖康之亂的發生，金兵攻陷汴京擄走徽、欽二帝，北宋一百多年來的安定也就此結束。過去繁榮的都市成為空城，人民一夕間失去安逸生活的依靠。異族的入侵，造成國土喪失、人民流離，處處可見國破家亡的悲痛。
一些有志之士及愛國將領主張舉兵抗戰，然而宋高宗及秦檜等人主張和戰，希望求得苟安。面對這些仍舊過著窮極奢侈生活，棄國家民族生死於度外的享樂者，那些愛國的志士及詞人，將他們的情感表現於詞中，揭露及痛斥這些不顧國勢安危的奸臣，希望藉由喚醒群眾來反抗這些昏庸的統治者。龍沐勳在《兩宋詞風轉變》曾言：
南宋初期之作者，惟務抒發其淋漓悲壯之情懷，不暇顧及文字之工琢，與音律之協否，蓋以純粹自為其『句讀不葺之詩』，是東坡諸人之作，尤為解放，亦時會使之然也。宋南渡以來，既以時事關係，與樂譜之散佚，不期然而詞風為之一變。
南渡後的這些作品，充滿詞家悲痛與憤恨的真情，無暇顧及嚴謹的格律與字詞雕琢，與大難前婉約、雅麗的路線相逕，詞人已不追求文字音律。而開始著重內心的抒發及愛國思想。
詞人生活於社會中，其生活與思考也與社會因素息息相關。社會型態廣泛，大致商業經濟、小至地方習俗，身處於社會的詞人，將當時發生的情況書寫於詞作中。本節將針對宗教信仰、文壇風氣對南渡詞作的影響來做論述。
除道教蔚為一尊，佛教在此時期也迅速發展。徽宗時由於篤信道教，曾一度打壓佛教，使佛道合流，將寺院改為道觀，企圖將佛教予以道教化，首先是在大觀四年，詔：「士庶拜僧者，論以大不恭。」到了宣和元年，又詔：「佛改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然排佛時間並不長。南渡後雖對佛教多有限制，僧數減少，但佛教於北宋時已奠定基礎，佛教仍保持一定盛況。
宋代理學興起，「即物而窮其理」的科學精神影響到文學，文人對生活周遭那些不特殊的事物開始給予關注，極為平凡的雜事成為詞人寫作的題材，不再侷限於男女悲歡離合，詠物詩詞至此蓬勃發展起來。
文學作品與地理環境息息相關，這些當地的美景，供給作家許多美麗的素材，如楚辭中那些名山大川，奇花香草，都是南方地帶特有的產物，《文心雕龍‧物色篇》有言：
若乃山林高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屈平所以能洞見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很多南渡詞人在北方的作品與到南方後之作有很大的轉變，政治變亂為很重大的因素，除此之外地理環境的改變也是重要原因。面對國破家亡，詞人迫於無奈遷居異鄉，然而新環境在氣候、景觀上皆與過去截然不同，這種身處異鄉的心境與不適應，與內心的悲慟交互作用，反映在作品中是對新環境的疏離、無法產生認同感，並對故居的產生懷念。周曉琳、劉玉平在《空間與審美－文化地理視域中的中國古代文學》一書中言：
作者關於故鄉的記憶表像作為十分重要的參照物，直接影響他們對日後新居住環境的認知和判斷。異鄉的每一處景物都可能成為記憶表像的對比物……那些無法與記憶表像對應、重合的他鄉景物，因其明顯的異質性而與作家既有的環境感知相悖，故受到主體意識的排斥和情感的疏離，每當於此，異域之景便成為遊子思鄉之情的引發物。
舊有的主觀意識，使得異鄉的景物在作者眼中成為排斥或抒發內心感慨的對象，藉由眼前的景物抒發「山河之異」的悲嘆，南方景物成為詞人移情的載體。
在上一節中論及南北宋交替之際在政治、社會、環境等背景改變後對詞人的影響，本節中將探討南渡詞人其作品的共同特色。藉以釐清南渡後，詞人在書寫作品時，內容上的開拓與轉變。
詞自中唐萌芽，歷經晚唐、五代的發展，至北宋時期雖有溫庭筠、韋莊等大家出現，然寫作的題材仍狹隘。胡適《詞選》：
這個時期的詞有一個特徵；就是這兩拜年的詞都是無題的：內容都很簡單，不是就是離別，不是綺語，便是醉歌，所以用不著標題；題底也許別有寄託，但題面仍不出男女的豔歌，所以也不用特別標出題目。
從胡適的話可知，中唐至北宋詞的題材不外乎是男女離別感懷，醉歌綺語的「小道」之作，鮮少能藉詞作突顯詞家性格或寄託寓意的作品。直至蘇軾的出現，其繼承張先自日常事物出取材來吟詠，擴大詞的境界。胡適《詞選》：「他(蘇軾)只是用一種新的詩體來做他的『新體詩』。詞體到了他的手裡，可以詠古，可以悼亡，可以談禪，可以說理，可以發議論。」南渡詞家受到蘇軾詞風的影響，加之南渡後活動空間變的廣闊，日常生活題材也拓寬，詞境開拓的更寬廣，小至日常生活的吟詠，大至對國家滅亡的慷慨憤恨之聲，皆從作品中得到紓發，詞至此不再被視為文學上的「小技」。
金兵南侵後，宋北方江山盡失，不得已而南渡，忠義之士心懷復國熱忱，強烈的民族情懷、慷慨悲壯之聲發於詞中。《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離，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在亂世中的黍離之悲，南渡詞人亦藉詞作展現對故國的憑弔之意。如：朱敦儒〈蔔運算元〉：
旅燕向南飛，風雨群相失。飢渴辛勤兩翅垂，獨下寒汀立。 鷗鷺苦難親，矰繳憂相逼。雲海茫茫無處歸，誰聽哀鳴急。
詞人將自己比喻成燕子南渡過冬，與燕群失散無處可歸的焦急哀鳴。表達出在南渡一片亂離中，與親人失散孤寒交迫，失去故土後流離失所，面對天涯茫茫卻無處可歸的哀痛。又張元幹〈蘭陵王〉(春恨)後兩段：
尋思舊京洛。正年少疏狂，歌笑迷著。障泥油壁催梳掠。曾馳道同載，上林攜手，燈夜初過早共約。又爭信漂泊。 寂寞。念行樂。甚粉淡衣襟，音斷絃索。瓊枝璧月春如昨。悵別後華表，那回雙鶴。相思除是，向醉裡，暫忘卻。
上片詞人描寫自己年少輕狂，飲酒高歌，「障泥」、「油壁」、「上林」皆顯示出詞人在國變前生活優渥的景況；下片筆鋒一轉，道出今時今日的流亡生活，過去的繁華景象只能透過相思得到紓解。詞題是春恨，「尋思舊京洛」一句刻畫出過去在國都春遊的情景，「舊」字也寓含作者對今昔非比的感概。
南渡詞人其詞作所傳達的不僅是對故土的懷念、感嘆中原淪陷、國家身世之悲，亦有慷慨壯烈之士眼見國家危及，朝廷卻對苟且偷安，故藉由詞作表達對「外敵」及「奸臣」的譏諷，期望藉此能提升軍士志氣，立志家園。如：李綱〈水龍吟〉(光武戰昆陽)：
漢家炎運中微，坐令閏位於分據。南陽自有，真人膺曆，龍翔虎步。初起昆城，旋驅烏合，塊然當路。想莽軍百萬，旌旗千里，應道是、探囊取。 豁達劉郎大度。對勍敵、安恬無懼。提兵夾擊，聲喧天壤，雷風借助。虎豹哀嗥，戈鋋委地，一時休去。早復收舊物，掃清氛祲，作中興主。
李綱藉由漢光武帝之例來勉勵君王，期盼宋代的君王亦能效仿漢光武帝中興復國，恢復中原，又藉劉邦之例勉勵君王面對外敵應無所畏懼，鼓勵舉兵出戰，指揮將士恢復故土。「早復收舊物，掃清氛祲，作中興主。」一句，可見詞人對收復故土，重新入主中原的期盼與決心。
在中唐以至北宋前期，詞大多被視為用來言情的「小道」，很少有人用來詠物，即便是詠物也僅是即景抒情，後受到理學「即物而窮其理」的影響，宋人「靜觀萬物」、「民胞物與」的胸襟，及「即物窮理」、「格物致知」的精神，詞人開始重視外在事物，以景而寓晴，詠物詞為之大興。宋代文學以「詞」為主流，學術則是「理學」獨占鰲頭。兩者看似互不牽涉，事實上，處於同一個時代背景，文學家間往往互相的交流、影響，詞與理學間也產生連結。南渡時期又因時勢政局的影響，詠物詞成為詞人寓志寄託的所在，有別於前人同類作品。況周頤《蕙風詞話》：
詞貴有寄託，所貴者，流露於不自知，觸發於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於性靈。即性靈，及寄託，非二物相比附也。橫亙一寄託於搦管之先，此物此志，千首一律，則是門面語耳，略無變化之陳言耳。
以性靈語詠物，以沉著之筆達出，斯為無上上乘。
在況周頤看來，好的詞應含有寄託，並且能夠透過詞來抒發自己，寄託的物品應能成為詞家自我人格精神的化身，既能寫出物品的特性又可寄懷作者的性情，人與物不著痕跡的合而為一。南渡詞人中，李清照的詠物詞尤為突出，其中《孤雁兒》一首：
藤床紙帳朝眠起，說不盡、無佳思。沉香斷續玉爐寒，伴我情懷如水。笛聲三弄，梅心驚破，多少游春意。 小風疏雨蕭蕭地，又催下、千行淚。吹簫人去玉樓空，腸斷與誰同倚？一枝折得，人間天上，沒個人堪寄。
這首詠梅詞是作於趙明誠死後，李清照獨自一人流落異鄉，在初春的早晨見梅花盛開，卻無所寄，觸景生悲，藉此抒發悼念丈夫之情。作者將自身的情感與梅花的生命合而為一。寫笛聲驚破梅花，梅花盛開春意乍現，然詞人卻「無佳思」、「情懷如水」，在一片春意盎然中，與詞人淒苦慘澹的形象形成兩相對照。既然作者與梅花合而為一，王兆鵬認為「梅心即我心，我心即梅心。」故「梅心驚破」，亦為「我心驚破」；「小風疏雨蕭蕭地，又催下、千行淚」，雨滴打在梅花上，彷彿梅花也跟著流淚，此時又與人的意向交融，「花」淚流，「人」亦淚流，兩者皆是從「心」流出，點出詞人在觀看花時，想起自己孑然一身，只能與梅花共悲悽。
由於政治上的動盪，百姓內心惶恐不安，宗教具有撫慰人心的效果，此時佛、道也成為詩人心靈上的寄託。外在環境無法讓百姓安心，佛教以內心自證的禪修方式，受到百姓的喜愛。在動盪中，道家鼓吹長生不老的內丹修練，也成為新潮流。這些佛道觀念影響到詞人，在作品中常可見使用宗教典故、用語，甚至影響詞人的心境傳達出超脫曠達的感受。
在南渡詞人中，一些佛道教的典故、思想開始出現在詞作中。朱敦儒〈水調歌頭〉：「冀望封侯一品，僥倖昇仙三島，不死解燒金。」、王廷珪〈雨霖鈴〉：「蓬萊又還水淺」、周紫芝〈漁家傲〉：「夢疑身在三山島。」都提及神話中，神仙所居住的十洲三島。另外，道家煉丹術、求長生不老的修養方式影響到詞人，詞作中也出現不少有關煉丹服食的內容，從這些作品可知，道教的煉丹在當時之興盛。曹勛〈宴清都〉：「朱顏內鼎丹就，喜自得、長生妙有。」、〈玉連環〉：「遙殿神仙，緩聞鈞韶奏下，歌舞雲邊。」、王廷珪〈臨江仙〉：「多年鉛鼎養青虯。」、張元幹〈沁園春〉：「神水華池，汞鉛凝結。」內容提及與佛教的器具、思想的作品也不在少數，李綱〈感皇恩〉：「片時清夢，又被木魚驚覺。」，鄧肅〈臨江仙〉：「獨宿禪房清夢斷，雞聲喚起晨鐘。」或是藉詞傳達佛教普渡眾生的觀念，蔡伸〈踏莎行〉：「願垂方便濟眾生，他時同赴龍華會。」
佛道對詞人的影響，除了如上述作品中有提及相關典故或器具外，影響更深遠的，應該是佛道成為詞人心中的寄託歸依。南渡後有部分詞人在亂世中選擇從官場隱退，走向大自然寧靜、和諧的世界，感受另一種超脫曠達的人生觀。如：李綱〈水調歌頭〉：「物我本虛幻，世事若排諧。功名富貴，當得須是箇般才。」、朱敦儒〈驀山溪〉：「行到路窮時，果別有，真山真水。」、〈鷓鴣天〉：「尋汗漫，聽潺湲，澹然心寄水雲間。」陳與義〈清平樂〉：「無住菴中新事，一枝喚起幽禪。」
這些詞人對眼見百姓生靈處於動盪不安的時代，欲有所作為卻又受到奸臣所迫、或是仕途上遭受打擊、被貶謫，這些不幸、苦難使得詞人開始回歸自然尋找生命的出口，從戰火煙硝中進到恬然幽靜的山水中，聽著古寺鐘聲及潺潺流水，在宗教上找到寧靜的方向，並從中得到精神的寄託。
靖康之難後，政治中心轉移至南方，原本住在北方的詞人也被迫跟隨政府渡江。到了南方，在地理環境及氣候上都與北方大相逕庭。處在這樣的環境下，渡江的北方詞人也逐漸受到影響，連帶的作品也不同於以往，開始具有南方的色彩。
朱敦儒〈驀山溪〉：「東風不住，幾陣黃梅雨」、〈柳梢青〉：「梅蒸乍熱，無處散策」、向子諲〈鷓鴣天〉：「誰知瘴雨蠻煙地。」詞人到了南方，首先感受到的必定是南北氣候極大的差異，尤其是南方春末夏初之際所特有的黃梅雨。陰雨綿綿的天氣，造成煙霧瀰漫的景象，對新環境的不熟悉，南方山水成了詞人眼中成了「蠻」地。因應氣候不同，南北方的產物也有顯著的差異，一些南方植物「梧桐」、「芭蕉」、「榕樹」等，開始出現於這些詞家的詞中，如周紫芝〈鷓鴣天〉：「梧桐葉上三更雨，葉葉聲聲是別離」，李清照〈添字醜奴兒〉：「窗前誰種芭蕉樹，陰滿中庭。葉葉心心，舒卷有餘情。」
中國南方因河流多，舟船自然成為主要的通工具，居於南方，詞人來往交通必須使用舟船，李清照〈武陵春〉：「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蚱蜢舟。載不動、許多愁。」，雙溪是金華縣江名，唐宋時期文人們遊覽的勝地。詞人藉由搭載人來人往的舟船，卻反而載不動自己的愁緒，不僅流露出自己的哀絕，也點出南方之景象。又如朱敦儒〈采桑子〉：「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雲。萬裏煙塵。回首中原淚滿巾。」遊子即將離鄉遠去，交通以不再是北方人熟悉的車馬，而改成扁舟，中國交通「南船北馬」的特性藉由南渡詞人的作品展露無疑。
南渡的詞壇中，雖未能出現與北宋蘇軾、周邦彥，南宋辛棄疾、姜夔等匹敵的大詞家，然對南渡詞人作品經過一番分析，卻也不能否定南渡詞在文體流變中的貢獻。南宋詞在山河變動的時代，就客觀條件是不利文學發展的環境，但從主觀的情感來看，卻是作者創作的助力。南渡詞人中最大的成就應為開拓詞的境界，過去詞被視為言情的小道，直到南渡詞人繼承蘇軾以多方面的題材入詞的觀念，從南渡詞人之作可見許多南渡後所見的日常事物。又加之時代背景的影響，使得詞作內容富有多樣性，不再僅限於抒發相思、離別，詞人開始藉詞來寫下慷慨激昂、傷時感事的作品。
再者，南渡詞人在詞作中的愛國思想，表現出對國家、家園的關懷，心繫故園欲恢復中土的意念，發之於詞中充滿民族意識，也為南宋的愛國詞人開了先鋒。除了愛國的豪情壯志，南渡詞中亦出現表達曠達思想的新作，這些詞人在歷經一連串的磨鍊與苦難後，眼見復國無望，於是寄情於山水、心靈有宗教上的寄託，跳脫晚唐、五代直至北宋的一貫的傷感作風，另闢一條曠達閒適的大道。
南北宋詞雖有極大的不同，但北宋詞在南渡時期有了轉變，南宋詞的特色也在南渡詞中可見其端。宋南渡時期，不僅是政治上的過渡，在詞史上也是一個過渡的橋樑。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20。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收錄於《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劉勰：《文心雕龍》，(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叢書成集初編》影印《兩京遺編》本)。
王偉勇：《南宋詞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
周曉琳、劉玉平：《空間與審美－文化地理視域中的中國古代文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況周頤：《蕙風詞話》，(《蕙風詞話 人間詞話》，臺南：北一出版社，1973年)。
胡適：《詞選》，(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
期刊
龍沐勛：《兩宋詞風轉變》，(收錄於《詞學季刊》第二卷第一號，1934年10月)。
論文
林姵君：〈宋南渡詞人的汴都之思與臨安之情〉，(臺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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