敗壞那掌死權極羞辱的純淨力量
胡瀚平
猩紅的「A」,是通姦(Adultery)的第一個英文字母,繡在上衣胸前,注定一輩子要背負著犯了淫行的罪,被人群所隔絕,被社會所放逐,帶著她的私生子,除了忍辱媮(偷)生,連最起碼的尊嚴都談不上了,這時候女主角赫思脫能做什麼?
當然,倘若要拿這部刻畫十七世紀清教徒的新英格蘭殖民地的一樁通姦故事,來彰顯霍桑的道德哲學,喋喋不休地說明偉大的靈魂救贖,豈不讓現代視「性」為家常便飯的芸芸眾生啞然失笑,不耐煩地嗟嘆:「這個怪老子到底在嘮叨些什麼?」
當面臨失去自我尊嚴的嚴重迫害和死亡、絕望的孤寂時,人是否還有尋求幸福和安息的復甦希望,這是一個主題焦點,也是一個現實課題。這才是《紅字》能飛越時空,撞擊人們心靈深處所在。
如果赫思脫能戰勝羞辱,她仰仗的不再是宗教,因為宗教的教條和訓令,已喪失了生命的自由和全然的釋放,從禁錮的囚牢、窒息的規範裡逃離出來,可以考驗出一個人真正的勇氣。
赫思脫首先要成全她的愛人——一個學識聲望兼備,集鎮民信賴與尊敬於一身的丁米思牧師。她對所有人守口如瓶,唯對自己的情人說:「我們所做的事情是帶著無比的真誠」。對著漂泊多年失蹤復回的丈夫羅澤爾醫生說:「我深深地傷害了你。」
而一些在宗教方面,從來就主張嚴格道德規範的當地首富,圖謀奪取她的孩子時,赫思脫還是堅持把小珠兒留在自己身邊,那些自認為是義人、善人的富翁既認定孩子是魔鬼降生的,那麼把孩子交給比她母親更聰明、更聖潔的監護人,自然可以使孩子得到更光明的前途。
赫思脫甘心一人受苦,對不幸的人伸出同情的援手,同時計畫把情人從毀滅的絕境中拯救出來,逃到自由的天地去。在這過程中,我們很希望知道,是誰賦予她這種力量?
倘若「羞辱」不僅顯示在人面前,也深烙在人心那麼丁米思牧師著實也不好過,一個牧師的身份,他親身經歷了罪惡和墮落反而使他的說教更動人、更具魅力,聲名愈發高漲,良知的控告更形尖銳,苦腦(惱)也隨之日深。有一天夜裡,他爬上赫思脫曾經站在那裡忍受眾人羞辱的刑台上,他以為鎮上每個人都睡了,不料被赫思脫母女及處心積慮向他報復的羅澤爾醫生發現了。
就這樣丁米思畢生光榮的頂峰就跟他悲劇的頂峰在同一天碰頭了,良知的控訴、人格的撕裂,以及受到羅澤爾醫生無休止的磨難,最後連肉體也受到不明原因的病魔侵蝕,他再也不能面對。
一場祝賀新州長選舉的演講,他轉身朝向刑台,帶著赫思脫和小珠兒,用那莊嚴卻也帶著顫和悔恨的絕望大喊:「新英格蘭的子民們!你們曾經那樣愛戴我、尊敬我,認為我是完全純潔神聖的,但是現在,請看站在這裡的我,世間的一個罪人!我終於能站在我七年前應該站的地方了……」
「看哪!赫思脫佩著的那個紅字……我,也有我的紅字啊!」
牧師撕開胸前的領帶,有人看到他胸膛上一個猩紅的烙印A字……他倒了下去,死在台上。牧師的死完成了「罪的代價即是死」的主題。可以說就是在於喪失自我者的必然崩壞的形象上。這使我們想起《約翰福音》第八章的一小段晶瑩文字:
「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一個行淫時被抓住的婦人來,叫她站在眾人當中,然後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行淫之時被抓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怎麼樣呢?』他們說這話,是在試探耶穌,要得(逮)著告他的把柄。耶穌卻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還是不住地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之間誰是沒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於是又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眾人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那裡,耶穌就直起腰來,對她說:『婦人,那些人在哪裡呢?沒有人定妳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妳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多年前看到這段文字,感蹙(觸)不算深,物換星移,便對其中的「從老到少,一個一個地都出去了」的句子,特有驚悟,也對當時耶穌在地上畫些什麼字,尤其有興趣;第一次思考到「死」和「罪」這兩個字的重量。
沒有一個人不犯罪,因此人人必有一死,不死的人以贖罪的方式活著,年紀大的人對此最能感悟,因此也能給予「罪」與「死」最深的寬宥、悲憫與同情。上段的救贖是否有功效,良心的洗滌是否能一次而永遠的潔淨,這項質疑不只出現在被造之人裡頭,他也藏在魔鬼狡猾地邪惡的復仇、世人的羞辱和對死亡的恐懼裡交織著。(、)折騰著,汲求心靈真正平安、喜樂和幸福的海海人生。
作者完全沒有描述女主角赫思脫和牧師之間的熱戀過程,也不把小說重點放在神奇幻化、(,)以及籠罩罪惡和(的?感?)層面上,而是別有用心的使其成為一種心理小說,支配、貫穿全篇的是罪的意識及崇高的人道主義。作者會把被棄子背叛的羅澤醫生描繪成魔鬼的化身,復仇者的火燄,使他成為最可憎恨的壞人,這是因為羅澤爾越權踏入神的領域,故意使人靈魂趨於崩潰敗亡,也就是他犯了霍桑所認為的「罪中之罪」。
作者帶有寄寓的小說避開了嚴肅而刻板的說教,而將它展現了戲劇性的張力,引人入勝,用極為「經濟」的出場人物,從頭至尾,執拗於描寫罪的意識以及所帶來的心理影響,正是因為這個把持中立和質疑的態度,設下一定的距離,去凝視和表現人與人間世普遍及永恆的問題,才使得這個作品,不至淪為露骨的教訓小說,反而自文學上增強了藝術的價值。
談到倫理教條,宗教戒律,十六世紀的喀(爾)文教派,同時受到此教義深刻影響的十七世紀美國清教主義,面對女主角赫思脫的罪行,不可能是輕輕鬆鬆的事,在《紅字》事件時代背景,它簡直是不容赦免的鐵則。這部小說不但取材自殖民時代的波士頓,還以男女奴(行)淫為題材,直搗肉慾在犯罪中的因素,在霍桑精心、真摯、簡潔,摒棄虛矯摩擬的文學處理中,這小說的主題,遙遠超越「某項指標」,指示出更高的道德標準。這指標其實就是喀爾文教義所認定的:「人本來就(存)在著難以挽救的罪惡與墮落。全靠自己自發的努力,要讓人的靈魂獲得重生和」救贖是辦不到的,只有受到神的恩寵和憐憫才有可能。照這樣的觀點去檢視人心,那就像是無處不在、被魔鬼潛伏的危險黑洞。」
但是我們讀霍桑的人和他的作品便可以觀察到,他認為:孤獨和罪惡會使人的心靈自絕於人,因而使之陷入悔恨、自傲、自私之中,甚至逼到心靈乾涸和空虛,終無解脫的希望;而「紅字」所能代表霍桑的,不啻是他在思想上抨擊了當時新英格蘭的清教精神,而在文學技巧上,他開闢了美國文學中寓言小說的途徑,並深深地影響了近世的心理小說,文學批評家們評論以為:「福婁拜的《包法利夫人》和霍桑的《紅字》,同樣是刻劃人性精緻的藝術品,前者是衣服〈一幅〉墮落的絕望圖畫,後者則使我們見到罪惡和它的結局,終於蒙受了天上的光輝。」
其實以「寫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類作品來作比較,還不甚有意義;拿同為美國十九世紀重要的浪漫主義作家比較,霍桑仍是獨樹一幟的。在霍桑度過一生的「美國文藝復興」年代,正是文學上、思想上、眾家爭鳴,(、)百花怒放的時期,霍桑的一生無論是生活和精神上,都歷經了深刻的痛苦,他身上流的是美國正統清教徒的血,肩負的是殖民地中心、新英格蘭約兩百年歷史,與他意氣相投、交往密切的作家梅爾維爾,在《白鯨記》、《騙子》中,同樣地顯示出了人在舊約的神面前的悲慘禁錮,和沒什麼緣由的陰沈厭世主義;而霍桑向過去和自己的內心層面去探索人類存在的「罪」的問題,把「愛和人類尊嚴」看成是超越宗教戒律和社會規範永恆且真實的事物,這才是真正的浪漫主義精神。
從僵固的教條和窒息的知識道理中釋放出更高貴、純潔、真摯的人性光輝,是霍桑抽象形式和象徵技巧背後所力圖呈顯的魅誘,對大多數讀者而言,這故事不應只是姦淫的苦果,而是更深切感應到這部小說蘊含的人類更高精神的寓言,這種越過時空的特殊意義和象徵,將適用於任何赤裸裸的人心深處。
正如N‧H‧皮爾遜所說:「儘管時更歲改,當年,新英格蘭的文壇盛況已為陳跡,美國文(學)巨擘霍桑優美質樸的風格,和他解剖人類心靈的絕妙技巧,非但超越了他所居留的新英格蘭空間,遠颺世界各國;同時更超越了時間的限制,歷久而彌新。」
‧現為彰化師大國文系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