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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信仰、教派形態與現象”學術研討會綜述
雷春芳
一、關于民間信仰問題
民間信仰問題是此次會議的核心議題之一，也是專家學者們研討相對集中的主要議題。與會學者普遍認爲，民間信仰有著深厚的群衆基礎和悠遠的文化傳承特質，其曆久彌新，又具備長期存在的土壤和條件，因而具有群衆性、長期性和複雜性的特點。在民間信仰與民間教派的研究模式與方法方面，學者們在審視既往成果的基礎上，系統提出了民間教派的學科建制、研究趨向和學科交叉等富于建設性的意見，認爲應當重視對當前我國民間信仰與教派發展現狀的調查，真實反應當前我國民間信仰與教派的發展規模與生存狀態，力求以科學、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民間教派的現實活動。關于某些地方民間信仰發展過快的問題，學者們認爲要具體情况具體分析，應作積極引導，區別對待。在民間信仰的管理方面，要大力引導群衆發展經濟，弘揚以愛國主義爲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爲核心的時代精神，要倡導“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强，敬業奉獻”的道德規範。
總體來說，在如何對待民間信仰與教派發展問題上，與會專家學者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言辭懇切，觀點鮮明，富于啓發性。無論是對待民間信仰的地位、功能，還是直面民間教派大量興起的現狀，學者們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直面信仰問題的方方面面，值得深思。
林國平《當代民間宗教的復活與轉型》一文以福建三一教爲例，對當代民間信仰的復活和轉型進行了分析。文章認爲，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社會由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隨著人們生活方式的轉變，三一教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加快了民間信仰化的進程；二是入教條件大大放鬆，修煉進程趨向簡易；三是教內秘密逐漸公開化；四是加大社會慈善公益事業的力度；五是爭取合法地位，積極適應社會主義社會。結合三一教的轉型，作者就當代民間信仰的復興和轉型提出了一些看法，認爲民間信仰的復活或復興，幷非過去民間信仰的簡單延續，而是隨著社會的轉型發生新的變化。當代民間宗教最大的變化是宗教色彩逐漸淡化，神秘面紗逐漸揭開，組織逐漸鬆散，積極介入社會生活，但其發展趨勢似乎不可逆轉，最終結果可能導致民間宗教的性質發生轉變，應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關注。民間宗教的復活或復興，已經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對此政府有關部門不能視而不見，放任自流，而應面對現實，因勢利導，制定相關政策法規，探索民間宗教的管理模式，積極引導民間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爲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
牛建科《民間信仰在日本宗教信仰體系中的地位和意義淺析》一文，以概念考察的視角，對日本社會的民間信仰問題進行了細緻考察，幷分析了民間信仰在日本宗教信仰體系中的地位和意義。文章指出，在日本，“民間信仰”這一用語最早由宗教學家、日本宗教學創始人姊崎正治于1897年提出，原意是指存在于日本民間的“與正統的被組織化的宗教多少相异的信仰習慣”，其具體的構成要素是“原始宗教的殘存”、“自生性的animism信仰”和“組織宗教的衍化、曲解、混淆”等。戰前日本學術界理解“民間信仰”概念，大多以非組織性（教義上的非組織性和教團上的非組織性）和非權威性（原始宗教的殘存和制度化宗教的部分吸收）爲特徵。戰後，日本著名的宗教民俗學家崛一郎則將“民間信仰”定義爲“自然宗教式的——即沒有特定的教祖、非啓示性的、教理缺乏體系化；教團組織形式不完備的；古代式的；非創立性宗教性質的咒術宗教所殘留的、繼承性的——信仰形象群，幷且，在另一方面，它與教義宗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屬于交融混合型的東西”。到1970年代前後，日本學術界開始普遍使用“民俗宗教”（folk religion）一詞代替“民間信仰”概念，很多日本學者將“民俗宗教”與“民間信仰”作爲同義詞來使用。民間信仰在日本宗教信仰體系中的地位可以從三方面來把握：首先，民間信仰“是培育了神道這一民族宗教的自然宗教的殘留物，同時又是佛教、道教等外來宗教與神道融合以後的結果”；其次，民間信仰是新興宗教的構成要素；第三，民間信仰是民衆宗教或平民宗教。
何其敏《對民族民間信仰研究立場的探討》一文，提出了民族民間信仰研究的意義，認爲對民族民間信仰的研究不是對“古董”的研究，而是推進中國本土宗教（包括原生性宗教、道教、佛教，以及已經本土化的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應對現代社會發展變化能力的研究。對中國現有的各種宗教，特別是少數民族群體信仰的傳統宗教是否存在與現代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素質，如何認識和挖掘等方面，幷沒有形成共識。民族宗教面對現代化的衝擊如何適應社會、如何保持活力等問題，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對此，既需要對當代宗教功能的分析，更需要對民族民間宗教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作用（歷史的和現代的）有清晰的認識。作者認爲，通過對多元宗教相互依存于民族共同體中特點的研究，不僅能够爲認識宗教現象提供新鮮的例證，也能够對各民族民間信仰與民族社會及其關係作深入研究，探尋出我國多民族聚居區社會發展的模式。
王文東在《中國民間信仰的研究狀態及其倫理學取向》一文中指出，民間信仰的倫理趨向是指民間信仰在信仰層面上與主流社會道德意識的善惡好壞之價值意識和價值觀念的距離遠近或關係親疏的狀態。由于民間信仰自身的一些特點和局限，與體制化、系統化建制的宗教相比，倫理在民間信仰中不具有重要意義。探討民間信仰倫理取向的目標，是正視當代民間信仰和民衆生活交織融合的現實，幷對此做出科學的界定，探討當代民間信仰與民衆道德生活、價值取向之間有機構成的內在結構，研究當代民間信仰在民衆道德生活中的特殊功能和獨特地位，從理論層面作進一步的思考，幷從可操作性角度提出合理化的建議和對策。從倫理學的角度而言，民間信仰的倫理趨向是體現民間信仰的社會適應性的一個具有積極意義的方面，具有堅實的理論依據。第一，民間信仰具有頌有功、崇有德的倫理教化內容；第二，民間信仰大量地容納或者蘊涵著體制性宗教的善良道德意識；第三，民間信仰具有强烈的功利倫理取向；第四，民間信仰蘊涵著民間生活倫理的豐富內容；第五，民間信仰的倫理精神與價值取向是幸福主義的。第六，民間信仰體現的倫理價值具有注重道德的私人性、人際性的特點。文章指出，民間信仰的調適是推動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方面。換句話說，推動社會的和諧發展，必須協調好民間信仰與社會的關係，而論理因素是其中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因素。
蕭放在《文化遺産視野下的民間信仰》一文中，分析了民間信仰的內涵和歷史上的境遇，指出在全球化時代，在文化多樣性的關照下，民間信仰問題開始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特別是在21世紀初，伴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産搶救保護工程的開啓與深入，民間信仰被列入了非物質文化遺産關注範圍。然而對于民間信仰問題，還是要慎重對待，對其範圍應該有所限定，要在搶救保護文化遺産的旗幟下對民間信仰進行選擇與思考，具體來說要注重傳統性、倫理性、瀕危性三個方面。
朱文通《關于中國民間宗教史研究學科建設問題的思考》一文，結合當前民間信仰問題研究現狀和存在問題，指出民間宗教史研究長期以來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雖然近20年來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比較可喜的成績，但存在的問題也日漸凸顯，主要是對學科性質和研究對象還存在不少模糊認識，比較混亂，甚至回避討論學科建設問題。認爲這種沉默和失語明顯地制約著研究工作的深入和開展，學科建設問題事實上已經成爲制約民間宗教史研究向縱深發展的突出問題，應引起學術界的足够重視和認真思考。
王文玉《民間信仰與農村經濟社會》一文通過對河南省鄭州市北倉村的社會調研，指出民間信仰對經濟社會的發展主要有文化娛樂功能、精神慰藉功能，但主要的還是承擔了“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功能，體現出民間信仰與地方經濟社會的融合互動。
此外，部分學者還結合對各地民間信仰的實地調研情况，就粵西冼夫人信仰、湖北古寨山玄天上帝信仰、山東曹縣花供會、山東周村摩尼教遺迹、廣東地區海外移民與僑鄉民間信仰復興、新馬華人移民信仰等問題進行了細微生動的考察；有的學者還結合民間信仰及其研究現狀，就民間信仰研究和管理的思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二、關于新興宗教問題
新興宗教問題也是本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學者們普遍認爲，新興宗教的大量産生與异常興盛，與社會轉型和傳統社會價值體系的結構重組過程密切相關。當前，新興宗教問題已成爲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現象，雖然其絕對人數不多，但由于其種類繁多、內容龐雜、形式多樣，對社會影響很大，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對于新興宗教的管理，學者們認爲要遵循循序漸進、逐步調整、疏堵結合，開放管理、依法管理，强化宗教法人管理、依法懲治邪教犯罪活動等原則。
丘永輝《新興宗教運動與文化影響力》一文以實地調研材料爲基礎，對印度“阿瑪教團”這一新興宗教團體進行了系統的研究探討，對該教團在印度宗教、印度社會政治和全球視野三重背景下的産生發展過程進行了動態分析，幷以“阿瑪教團”爲例，探討了新興宗教團體的社會適應性、局限性和影響力等問題。
趙匡爲在《當代“造神”現象和新興宗教》一文中指出，新興宗教是一種完全不同于傳統宗教和原始宗教的另一類宗教，它不是已有的傳統宗教又一輪産生和發展過程的簡單重演，而是適應新時代需要、符合新時代人們心理需求的産物，因此實際上是一種按照新時代人們的需求出現的造神現象。
王存奎在《社會轉型與宗教格局的變遷——新興宗教在中國》一文中指出，新興宗教是隨著世界現代化及全球一體化進程而出現的有悖于傳統制度性宗教的新的社會現象，在某種意義上說它的出現是社會轉型在宗教信仰領域的反映。新興宗教不一定與傳統宗教相互對立排斥，而是繼承了傳統宗教的豐富資源，不僅適應原有的文化範式，還能積極對應新時代的價值體系，新興宗教的産生與發展都離不開對傳統宗教和民間信仰的繼承和創造性轉換。
此外，劉平以“新興宗教在當代中國的適應性”爲題，探討了新興宗教的概念以及新興宗教在當代中國的適應性問題；劉翔宇以新編地方志對新興宗教的記述爲例，探討了新興宗教的定性與我國文化建設問題；習五一提出要關注新興膜拜團體的破壞性因素；胡訓瑉探討了我國新興宗教的特點和治理對策；馮今源結合“巴哈伊教現象”對當代新興宗教做了理論思考；馬振超從轉型時期民衆信仰需求的角度，探討了新興宗教興起的現實原因；陳星橋就新興宗教的特點作了初步探討。
三、有關宗教的其他問題
除民間信仰、新興宗教等問題外，會議還涉及歷史上和當代的教派、會道門及宗教异端、當代邪教等問題。此外，宗教全球化問題、宗教旅游、宗教慈善問題等也是會議關注的熱點話題。
（一）全球化時代的宗教
加潤國發表《論全球宗教》一文指出，按照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一定階段的歷史現象，宗教在發展演變過程中，適應不同社會形態的需要，形成了部落宗教、民族宗教和世界宗教三種基本形態，世界宗教是宗教發展的最高形態，也是最後形態。而世界宗教在發展過程中，還會適應地球村社會生活的需要，産生一種新形式——全球宗教。幷以巴哈伊教爲例，說明部分現當代新興宗教主張“人類一家”、“宗教同源”、“萬教同歸”等，其實質是全球化時代宗教共同性、趨同化現象，這樣的宗教是更“絕對”、更“抽象”、更像“宗教本身”的，已經沒有了“再發展”的餘地，體現了宗教形態發展的極限。
金勛在《後現代宗教新論——兼論世界宗教發展新趨勢》一文中指出，在科技發展、信息革命推動下人類社會全方位進入全球化的氛圍中，宗教在此進程中幷沒有消沉、退隱，而是更加活躍和突出。各宗教之間及其內部正呈現出保守與個性共存、衰落與復興相繼、衝突與和解幷存、競爭與合作同行的多元景觀。全球化時代的傳統宗教將無法固守已有的領地，即在內部宗教的教義學說、儀規、實踐活動的形式和內容發生變化，新興宗教的不斷出現和傳播、無國籍無組織宗教的出現等，都是宗教在現代社會發展的表現。同時，與全球化相伴隨的信息化，一方面使傳統宗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另一方面也爲宗教的發展傳播注入了新的强勁動力，信息技術催生出了新的宗教形態，這種新形態被作者稱爲“私人宗教”、“看不見的宗教”、“小宗教”或者“IT宗教”。總體上，作者認爲對新時期的宗教問題，要有開闊的視野、深入的思考和認真的研究，以便更好地應對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衝擊。
（二）宗教旅游、宗教慈善等問題
孫天勝在《旅游開發對宗教的影響》一文中指出，宗教旅游市場被公認爲是規模巨大、需求穩定的優質旅游客源市場。我國的宗教旅游熱，主要表現在人數衆多、活動內容多樣、新建項目大且大、與娛樂活動相融合等特點。宗教旅游熱的背後，主要有傳統宗教文化的重要基石、宗教文化自身的魅力以及社會轉型時期的特殊經濟社會變革環境等三方面的影響。在旅游熱的推動下，我國宗教旅游項目的開發經營從形式到內容都出現了巨大變化，一些宗教場所的莊嚴肅穆形象正在漸趨淡化，宗教內部的管理也開始引入現代企業管理方法，使得宗教呈現出了獨特的發展趨勢。與此同時，宗教旅游開發中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宗教旅游活動內容單調、宗教被庸俗化、大部分項目存在淺層次開發、管理混亂、景區與宗教活動場所管理體制不順等問題。文章指出，宗教與經濟的關係是不容回避的重要問題，應當充分認識宗教與經濟關係的特殊性。歷史上各大宗教都直接或間接參與經濟活動。當代社會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宗教與經濟的關係愈加緊密和複雜，應該認真研究這類新問題，引導宗教經濟向健康有益的方向發展。
甘滿堂以《臺灣宗教團體從事慈善與公益事業概况及對兩岸宗教交流的影響》一文，系統探討了臺灣宗教團體社會公益慈善情况，幷對大陸宗教公益慈善事業提出了意見建議。文章認爲，宗教團體種類衆多，在臺灣地區社會、文化、政治與經濟生活中具有重要影響力，這與宗教團體積極興辦慈善與公益事業有很大關係。一方面宗教團體借助社會慈善擴大其影響，另一方面也通過公益慈善事業促進了社會和諧。臺灣政府利用相關政策引導和規範宗教團體開展慈善與公益事業，形成了政府與宗教團體在慈善事業方面的良性互動。當前，臺灣宗教團體借助强大的經濟實力開始向海外拓展，彰顯了臺灣的文化軟實力，在兩岸交流中對大陸社會擁有較强的影響力，因此有必要認真研究宗教公益慈善問題，更好地規範和引導國內宗教慈善良性發展。
（三）邪教問題
趙志《回顧國內關于邪教界定之分歧》一文對“邪教”概念的界定過程進行了回顧分析，認爲國內對于邪教的界定實際上反映了我國反邪教鬥爭的幾個不同階段，折射出國內對于邪教問題在理論與實踐方面的日臻完善和成熟。近年來，對于邪教概念的認定，社會各界基本取得了共識，即認定一個邪教組織，必須剝去其宗教外衣，主要依據是其是否對社會造成危害，而不是看它有沒有宗教性。
鄭永華在《關于防範與治理邪教現象的戰略思考》一文中，結合中國實際情况、國外治理邪教的成功經驗以及實地調研情况，提出防範和治理邪教，一要樹立長期監控的戰略思想，二要明確疏導爲主的指導方針，三要堅持多管齊下、調動多方面積極性的工作思路，四是要貫徹分而治之的治理方法。
耿耿在《國外研究膜拜問題的民間組織近况及給我們的借鑒》一文，分析了國外研究膜拜團體的民間組織及相關的反膜拜運動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一些值得借鑒思考的建議。一是要有專家學者、有關利益群體、民間組織、政府機構等共同參與，對一些關鍵術語要取得共識，嚴格規範，避免濫用。二是要從關注精神世界入手，從總體上研究和把握邪教問題。三是要關注轉型時期國家的膜拜組織及相關問題。四是要建立迅速高效的信息渠道和預警機制，做好相關宣傳工作。
歐陽恩良《關于正確處理當前農村邪教應注意的幾個問題》一文指出，正確處理當前農村邪教問題，一要正確把握民間信仰與農村邪教的區別和聯繫；二要全面認識農村邪教滋生蔓延的原因；三要加强對農村民間信仰的管理；四要注意處理農村邪教的策略方法。具體來說，一是打擊與關心相結合；二是加强農村社會控制與健全農村基層組織相結合；三是普及宗教理論與加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相結合。
中國國際友誼促進會舉辦本次“民間信仰、教派形態與現象”學術研討會，是在過去經驗之上的又一次嘗試。此次會議與會者來自宗教學、民俗學、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法律學、哲學等多個學科，這一多學科、多方位交叉研討的方式得到與會者的一致贊許，也是此次會議的一大特色。會議主辦方認爲，對當代中國民間信仰與民間教派進行研究是一個宏大的課題，既要有深層次的理論思考又要滿足對待此類問題的實踐需要。民間信仰與教派發展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信仰問題、文化問題、群衆問題和社會問題，必須理性思考，正確對待。在研究與考察過程中，要注意甄別其精華和糟粕，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建設性的意見建議，切忌“一刀切”的做法。只有這樣，才能既有利于保障信教與不信教群衆的合法權利，又能有效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從而做到“好”字當頭，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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