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左翼文學，並非是教條地宣揚馬克思主義，而是作家站在社會弱小者的立場，對不公不義的體制以文學形式進行批判。賴和是台灣第一位新文學作家，鮮明地站在維護勞苦大眾權益的立場，與日本帝國主義展開對決。他開創了新的格局，也提攜了後進作家。賴和文學流域之所以壯觀，就在於他的源遠流長。他對漢學傳統毫不排斥，對現代思想勇於吸收，對同時代作家的影響也特別巨大。他的文學成就受到肯定，原因就在於此。
在政治上﹐左右的分野首先出現於法國大革命期間。1789年7月14日﹐蜂起的群眾攻陷象徵王室權威的巴士底獄﹐這是人民從絕對王權壓迫下解放出來的開端。革命迅速蔓延﹐不僅法國農村的封建社會結構和皇家統治機制迅速瓦解﹐幾乎所有歐洲的王室的專制體制都面臨革命的威脅。
賴和（1894年5月28日－1943年1月31日），台灣彰化人。原名賴河，筆名有懶雲、甫三、安都生、灰、走街先。本職是醫生，但是卻在文學領域留下盛名，尤其是他的詩作，被公認是台灣最有代表性的民族詩人之一。賴和不但是台灣日治時期重要的作家，同時也是台灣1930年代作家所公認的文壇領袖，曾經催生、主編過《台灣民報》的文藝欄。由於他提攜後進不遺餘力，因此他的同輩楊守愚說他是「台灣新文藝園地的開墾者」與「台灣小說界的褓母」，並在「光復慶祝後二日」一文中讚揚他為「台灣的魯迅」。曾經主編新潮文庫的醫生文人林衡哲，則尊稱賴和為「台灣現代文學之父」。
2325
。「怎麼好？」得參想，「要買一桿，可是官廳的專利品，不是便宜的東西，那兒來得錢？」她妻子趕快到隔鄰去借一桿回來，幸鄰家的好意，把一桿尚覺新新的借來。因為巡警們，專在搜索小民的細故，來做他們的成績，犯罪的事件，發見得多，他們的高昇就快。所以無中生有的事故，含冤莫訴的人們，向來是不勝枚舉。什麼通行取締、道路規則、飲食物規則、行旅法規、度量衡規紀，舉凡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通在法的干涉、取締範圍中。──她妻子為慮萬一，就把新的「稱仔」借來。
一晚市散，要回家的時候，他又想到孩子們。新年不能有件新衣裳給他們，做父親的義務，有點不克盡的缺憾，雖不能使孩子們享到幸福，亦須給他們一點喜歡。他就剪了幾尺花布回去。把幾日來的利益，一總花掉。
「稱仔不好罷，兩斤就兩斤，何須打扣？」巡警變色地說。
「不，還新新呢！」參泰然點頭回答。
「拿過來！」巡警赫怒了。
「稱花 [度目] 還很明瞭。」參從容地捧過去說。巡警接在手裡，約略考察一下說：
「不堪用了，拿到警署去！」
「什麼緣故？修理不可嗎？」參說。
「不去嗎？」巡警怒叱著。「不去？畜生！」撲的一聲，巡警把「稱仔」打斷擲棄，隨抽出胸前的小帳子，把參的名姓、住處，記下。氣憤憤地，回警署去。
參突遭這意外的羞辱，空抱著滿腹的憤恨，在擔邊失神地站著。等巡警去遠了，才有幾個閒人，近他身邊來。一個較有年紀的說：「該死的東西，到市上來，只這規紀 [規矩] 亦就不懂？要做什麼生意？汝說幾斤幾兩，難道他的錢汝敢拿嗎？」
「難道我們的東西，該白送給他的嗎？」參不平地回答。
「唉！汝不曉得他的厲害，汝還未嘗到他，青草膏的滋味 [即謂拷打] 。」那有年紀的嘲笑地說。
「什麼？做官的就可任意凌辱人民嗎？」參說。
「硬漢！」有人說。眾人議論一回，批評一回，亦就散去。
賴和較早期的作品，強烈批判日本殖民體制對台灣社會的剝削與掠奪。他毫不掩飾自己對農民、工人的關切。為沒有聲音的、沉淪在社會最底層的人民發出苦痛的吶喊。不過，他要強調的並不是他們的淒苦與受難，而是要凸顯他們的抵抗精神。
— 在賴和較晚期的小說裏，賴和的戰鬥意志似乎出現了傾斜；他的批判不再是針對日本殖民體制，反而是對當時台灣人表現出失望式的責備。這種反求諸己的轉變，說明了賴和晚年心境的沉鬱。
— 正因為他的作品有抑揚頓挫的兩種風格，後來受其影響的後進作家也延續了他的精神，同樣有對外批判與內斂反省的表現。其中最清楚的，莫過於社會主義作家的楊逵與無政府主義作家的王詩琅。
而呂赫若算不算是左翼作家呢？其實呂赫若是紅色青年這是毫無疑問，從一九三○年發表第一篇小說⟨牛車⟩開始，直到一九四七年最後一篇小說⟨冬夜⟩為止，呂赫若沒有偏離過左翼作家的思考，他在書中專注揭露台灣封建社會意識的落後與愚昧正因為他具備這種強烈的批判意識，即使國民政府來台後，他依然維持高度的批判精神。也因為具備了這種左翼性格，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他才會起來反抗暴政統治，而於一九五○至一九五一年，因參與「鹿窟武裝基地事件」死難於台北縣石碇附近的鹿窟，享年僅三十八歲，一代才子就這麼殞落。
（牛車）的時空舞台為一九三○代的台灣農村，一方面現代化的風潮正襲向素樸的農業社會，另一方面則是全球性的經濟不景氣，社會變遷、農村凋敝，現代化的謀生工具取代了傳統工具，汽車取代了牛車，楊添丁比以前更努力工作，生活卻愈來愈艱難，兩個小孩總是處於饑餓狀態，最後，阿梅出賣肉體，楊添丁摸黑偷鵝，東窗事發而被警察追捕，一家的命運走到絕境。
小說一開頭，呂赫若刻意拋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窮人會越辛苦越窮？為什麼越早起床工作反而更加不得溫飽？這樣一個問題很容易引起讀者的思考，因為按照一般的邏輯，應該是「一分耕耘就一分收穫」，不過呂赫若⟨牛車⟩裡，我們看不到這種定律。其實在朱點人的⟨島都⟩中的史明也是，只是史明因為參與了工人運動提早覺醒，因而積極展開反對階級、反對殖民的行動，不過呂赫若的⟨牛車⟩中的楊添丁跟阿梅似乎並沒有做出積極底的行動。
這也是呂赫若整篇小說的主軸，代表現代化柏油路的「保甲道」，竟然無法讓代表傳統的牛車經過，這根本不是為了農民、工人所鋪設的，而純粹是為了資本家，如公車業或者是糖業株式會社，用來加速對台灣人的剝削。即使小說中的楊添丁並沒有像賴和小說⟨豐作⟩裡的農人一樣，原本以為豐收了可以大賺一筆犒賞自己，沒想到糖業公司的磅秤竟然動了手腳，造成硬生生地讓農民血本無歸的悲劇。不過呢，「現代化」的霸道跟壓迫，楊添丁的的確確感受到，而且也深影響到了他的生活，制約了他們夫妻倆的命運。從呂赫若選擇的小說人物以及題材可以發現他對社會問題的觀察很仔細，藉由他這樣的書寫以及角色安排，並由人物間的對話，如楊添丁夫妻間的吵架、楊添丁到米店去請託託運的工作時米店人員的對話，因為殖民引起的社會問題就自然而然地呈現出來了。
就連同樣是台灣人的保正，因為是地主階級，對於窮困的人民依然不肯伸出援手，於是變成了殖民者共犯結構中的一環。因此看來，階級壓迫的問題，不只是工人而已，農人們所遭遇的困境似乎也是半斤八兩的，因此透過呂赫若小說的安排可以體認到「階級問題」在台灣這種以農立國的國情下的特殊性，跟「封建制度」結合形成一體兩面的壓迫，這種迫害是具有普遍性的，這也是為什麼在台灣要推動社會運動，除了工人的力量之外，還需要結合農民運動的原因。
在生活接二連三不順遂後，三餐不得溫飽的狀況下成了壓垮楊添丁夫妻道德良心的最後一根稻草
是在⟨牛車⟩這一篇小說中，讀者反倒會同情楊添丁夫妻倆的遭遇，並不會對他們產生什麼厭惡之感。其實這是呂赫若的書寫策略所造成的效果，他前面藉著「現代化」引出許多問題來供大家思考，包括了工農階級的問題、日本殖民的問題以及性別的問題，這並沒有誇張去描寫，而是活生生的社會寫實題材，因此我們不會去怪罪那些下層階級的人民，反正藉由呂赫若的小說更可以正視到許多社會問題，這是呂赫若小說書寫策略、篇章結構安排成功的地方。
總結:
左翼文學的功與過
功:
20世紀前半葉左翼文學將被壓迫人們的命運、與世界被壓迫人們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強調對社會黑暗面的暴露和批判，強調作家的世界觀和作品的真實性。
“依據社會潮流闡明作者思想與其作品底構成，並批判這社會潮流與作品傾向之真實否”（馮雪峰《社會的作家論·題引》）的優秀文學理論作品。
在中國以魯迅為代表的雜文，茅盾、蔣光慈為代表的小說，蔣光慈、殷夫為代表的詩歌，田漢、夏衍為代表的話劇均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過:
左翼文學的出生和發展天生帶著衝動的印記。只是憑藉年輕的熱情和衝動對中國文學發出了急功近利的呐喊。
由於過於強調文學的“工具”屬性和階級屬性，左翼文學忽視了其他文學力量的一些正確觀點，並對本應成為同夥的一些作家進行了集團式的打壓。
台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系列演講
投向壯麗的青春浪潮：左翼運動與日據時期台灣文學
陳芳明2003.04.19
有過一群懷抱壯麗理想的青年，拉開了三○年代的歷史巨幕。充滿自信的勇敢之姿，為殖民地台灣投射了令人難以忘懷的身影。他們承諾要改造生命，改造國家，而且義無反顧地揮別友情、親情與愛情。只是絕情的年代，並未容許他們有實踐的空間。迎向政治浪潮的他們，最後都受到沉重的打擊。他們的青春夢想被擊得支離破碎，終至無聲無息。他們是台灣的左派青年，夢想被襲捲而去，卻留下供人議論的傳說。
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在二○年代是透過兩個管道引進台灣；一個管道是透過日本的台灣留學生，另一個管道是留學中國的台灣知識分子。第一批留學浪潮大致始於一九二○年左右，也正是資本主義在台灣日益鞏固生根之際。他們分別到達日本與中國時，左派思想仍然還處在活潑的階段。尤其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間，日本社會正浸淫在「大正民主」的自由空氣裡，而中國政治也還停留於「國共合作」的和諧氣氛中。由於左翼書籍與雜誌並未受到檢查與禁止，幾乎每位留學生都或多或少與馬克思主義有所接觸。
所謂「進步青年」，在那個時代是一個時髦的名詞。在知識青年之間，對話裡如果沒有夾帶一些諸如「階級」、「革命」、「鬥爭」、「普羅」、「布爾喬亞」之類的術語，就有可能被視為落伍者。左翼思想經由留學生轉運回到台灣之後，通常會有讀書會的小團體進行更為細緻的傳播。這種小團體，大多命名為「青年會」或「科學研究會」，甚至是「體育青年會」。成員以二十歲青年為主體，人數大約在五位至十位左右。這股力量看似渺小，但是一旦介入群眾運動時，通常都能發揮很大的影響力。
自一九二一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後，左右兩派知識分子都同時得到了發展的根據地。不過，意識形態的相互對峙並不明顯。必須在一九二六年「台灣農民組合」建立之後，農民反抗的力量抬頭，從而階級意識也在文化運動中崛起。這種發展，導致一九二七年文協的分裂，使左派青年掌握了文協的領導權。到了一九二八年「台灣共產黨」成立後，基本上普羅階級運動進入初步成熟的階段。台共與左傾文協這兩個團體的行動，不宜過分誇大其抗日成果。但是，不可否認的，由於左派團體的存在，使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更形蔓延擴大。在二○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青年，包括賴和、王詩琅、楊守愚、吳新榮等等都曾經參加過讀書會，也介入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的活動，並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與台共人士有過往來。這些熱血青年，到了三○年代，都一躍成為做左翼文學運動的重要參與者。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與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之間，正是台灣左翼文學最為蓬勃發展的階段。日本統治者為了全力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遂於一九三一年全面解散政治團體，同時也逮補參與台共的成員。左翼政治運動至此遭到重大挫折，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也因此而稍稍緩和下來。
許多知識青年逐漸把活動重心轉移到文學運動之上，帶有濃厚左派色彩的作品便不斷浮現於三○年代的文壇。在這個時期，左翼文學大約有兩種類型：一種是以農民、工人等普羅階級的關懷為主，一種是以左派知識青年的形象為主。就農工議題的小說來說，包括賴和的〈一桿稱仔〉、楊逵的〈送報伕〉、楊守愚〈一群失業的人〉、蔡秋桐〈放屎百姓〉、朱點人〈島都〉，以及呂赫若的〈牛車〉。這種文學作品的重要奠基者，無疑應推「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不過，批判力最強悍，階級立場最鮮明的作家，則非楊逵莫屬。
有關左派知識青年形象的描繪，大多具有自我調侃與自我反省的意味。這些作品包括賴和〈赴會〉、楊逵的〈萌芽〉與〈水牛〉、王詩琅的〈沒落〉與〈十字路〉、呂赫若的〈婚約奇譚〉，以及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留言列表
